讨薪不成就跳桥 当事人被劳教一年

  • 2006年08月31日 08:58
  • 来源:大河网-今日安报
  • 记者孙燕 实习生陈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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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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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水林(左)在接受采访

  案情

  “跳桥秀”上演者被劳教一年

  18岁男子曾水林,为讨薪救自己受伤的弟弟,在今年两次上演“跳桥秀”,4月7日,他被送进了劳教所,成为国内首起因跳桥讨薪而被劳教的案例。

  2006年3月3日下午4时15分,曾水林站在广州市东风中路与德政路交界处的人行天桥上意欲跳桥,导致东风路双向大塞车。直到下午5时20分,经过警察和消防人员几度劝说,曾水林才主动下来。随后,他痛哭流涕,跪地不起,表示如果讨不来钱,弟弟的病就没救了。随后,警方将其带回派出所,作了进一步处理。

  就在两天之后的3月5日下午2时40分,曾水林又攀上该市洛溪大桥的栏杆上,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对着自己的脖子,再次上演“跳桥秀”。受这起事件影响,洛溪大桥由北往南的车道一度封闭。最后,一名老人挺身而出,把曾水林拉了下来。但是,直到下午5时30分左右,洛溪大桥才逐渐恢复通畅。

  曾水林表示,他这样做,只是想要回工资。“我和我弟弟在增城的同一家汽修厂打工,老板欠我和弟弟5000多元工钱。弟弟在单位被玻璃撞伤了头,得了脑震荡,治疗要花很多钱。我找老板要,却要不过来,我只有这样做了……”

  曾水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他被广州市第一劳教所劳动教养一年。后来,在劳教所的帮助下,他最终讨回了5000元欠薪。  (据《信息时报》)

  说法一

  “自杀秀”不该严惩

  陈孝杰(民建河南省委法工委副主任):

  近几年来,因讨薪而跳楼、跳桥以至自焚的事件频频出现。媒体为之起名为“自杀秀”。而所谓的“自杀秀”,就是以“自杀”作为一种对社会对大众的要挟,以达到其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公众对于“自杀秀”,刚开始时还有一丝同情,但随着作秀者越来越多、行为越来越激烈,为解决自己的问题而置公众利益于不顾,人们于是开始谴责此类事件。

  “自杀秀”是不是“劫持大众”,作为掌握公权力的执法者,到底该不该对“自杀维权者”“狠一点”呢?

  笔者认为,“自杀秀”并不是“劫持大众”,而是对官僚作风以及不公正现象的一种控诉,或者说是曝光。表面上看,“自杀秀”是想直接吓唬当事人,但其实质是想引起人们的议论、媒体的关注、执法部门的介入等,以整个社会的力量来达到维权的目的。如果只是“秀”给单位或个人看,显然是吓不倒他们的。在这里,公众是真相的评判者,是社会的监督者。

  同时,笔者认为,“自杀秀”以影响城市正常运作秩序为要挟,要求为之解决问题,自然有“刁”的意味。如果仅从维护社会秩序、避免资源浪费的角度论之,对相关当事人进行治安处罚在情理之中。有关人大代表建议对此类事件“严惩”的着眼点,显然是要求公安部门针对各种“跳桥秀”、“跳楼秀”建立快速处理机制。从遭受大塞车的市民发出的“要跳就跳”的催促声看,这项建议也是有民意基础的。

  然而,我们不难发现,“自杀秀”之所以频频出现,并非是“自杀秀”的“表演者”刻意以此来要挟社会,而在于他们看不到自己寻求公平公正的出路。于是,他们才不得已作出此类选择,希望通过“自杀秀”,来引起公众关注,迫使权力部门有所作为。两年前曾经轰动全国的“西安宝马彩票案”就是个很直观的事例,如果不是演出“自杀秀”,刘亮很可能就投诉无门,最后只得自认命苦。而依照人大代表要求“严惩”的思路,彩票作假大案又怎能被揭开盖子呢?

  因此,有关执法机关和权力机关对待“自杀秀”的态度应该是:不能纵容,但要宽容。“自杀秀”扰乱社会治安,肇事者理应受罚。不少“自杀秀”的起因都是维权。当事人的要求有合理成分,但通过合理渠道又得不到合理解决,这就反映出社会维权系统的漏洞和不足。只有建立和巩固通畅的维权渠道,才是解决“自杀秀”的治本方法。对“自杀秀”一味地“棒喝”和“管制”,并不是很好的办法。相对而言,积极引导,切实解决问题,“治病救人”的措施才更为合理,也更人性化。

  可以说,由于法律体系的漏洞、诚信体系的缺失,使得拖欠工人薪金所负的法律责任太轻,而“自杀秀”的违法成本显然过低。

  为减少“自杀要挟”,政府应设立专门的基金。当出现欠薪问题时,可以有一笔资金来保证农民工的基本需求,接下来,他们才有可能再走法律程序。对于有关职能部门来说,改进维护农民工权利的途径、机制和效率,才是当务之急。

  说法二

  “跳桥”不是维权的最好方法

  邓焰(郑州铁路运输法院审监庭副庭长):

  因讨薪而自杀之风不可长。一个时期以来,像曾水林这样表演“自杀秀”的情况屡见报端,从当初的农民工因讨薪而自杀,发展到后来的包工头因讨要被拖欠的施工款而自杀,此种情形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必须采取有效方法予以遏止。否则,社会必然因此而产生混乱。

  因讨薪而自杀的情况往往有两种,一是因讨薪不成而极度失望,进而产生轻生的念头;二是为了讨回薪水而以自杀的方式要挟社会。这些自杀者多为法律知识欠缺、法律意识淡薄的人。但不论哪种情况,其发生的前提都是讨薪不能。从以往的报道来看,采用自杀这种极端方式讨薪,在引起社会舆论重视之后,往往还会产生一定效果,久而久之,某些讨薪不能者就产生了只有通过自杀才能讨回薪水的错误认识。

  如何更正讨薪者的这种错误认识,是解决这一类问题的基础。第一,要让讨薪者知道,选择何种途径才能够讨回薪水。这就要求,在全民范围内进一步做好普法工作。第二,要让讨薪者通过正当途径能够实现目的。要积极发挥各种社会力量,为讨薪者实现讨薪的目的提供坚决的支持。目前,针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从中央到各级党委、政府均给予了高度重视,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使讨薪者能够方便、高效地维护自己的权利。第三,要让讨薪者知道,用自杀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讨薪,既危害自己的生命,也危害他人的合法权利,更扰乱了社会秩序,这种行为是极其错误的。要让讨薪者知道,实施这种行为,是要根据实际产生的后果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

  当然,消灭拖欠工资现象才是杜绝因讨薪而表演“自杀秀”的根本途径。所以,我们要坚决打击恶意欠薪者。对恶意拖欠工资的责任者,一经发现,就要采取有效手段予以处理,需要法律制裁的,要坚决给予制裁。

  可以说,只要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还存在,就有继续发生类似曾水林这样因讨薪而跳桥现象的可能性。目前,打工者赖以生活的主要来源就是工资,如果得不到工资,他们就有可能无法生活。人的生命权是最为重要的权利,但是,当生存条件都不具备时,生命权的意义就必然会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跳桥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说法三

  目的正当但手段违法期待立法保障

  冯彦辉(河南金岸律师事务所律师):

  屡屡发生的农民工为讨薪而采取过激行为的社会现象,凸显了农民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困难。这一现象也反映出在维护农民工权益问题上,法律没能及时、有效地发挥其保护和调节功能。昂贵的费用、繁杂的程序、漫长的期限以及权益最终实现的不确定性,让权利受到侵害的农民工们在法律门前望而却步。

  针对这一问题,有关司法机关已经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专门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涉及农民工权益案件审理工作切实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意见》,对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从立、审、执三方面都给予了特别关注。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呼唤立法保障,但我国目前尚未真正建立起农民工权益的保护机制。今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对解决农民工面临的实际问题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从我省的情况看,去年9月1日,《河南省进城务工就业人员权益保护办法》已经实施,今年4月,省政府又出台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和政策,但都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据悉,河南省人大已经就《河南省进城务工人员合法权益保障条例》、《河南省工资支付条例》等立法项目进行了调研和起草工作。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有望很快纳入法制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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