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军 王纪元
站在汝瓷陈列架前，我的心中一下子变得澄澈透明，眼前是疏风朗月、谷底流泉，耳边是山涧鸟鸣、空谷足音……
按汝瓷艺人的说法，将最美的内容用最简单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汝瓷。
宋人说：“青瓷之首，汝瓷为魁。”２００３年１月８日，记者来到宝丰县，探访清凉寺汝官窑遗址。
很多人可能会问：汝瓷，顾名思义应在汝州，为何宝丰却有汝官窑遗址？
北宋时，汝州辖宝丰、鲁山、郏县、临汝、汝阳五县。这几个县出产的瓷器，都称汝瓷。所以宝丰县有汝官窑遗址，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当年，汝窑是宋王朝为满足宫廷特殊需要而设立的窑场，又称汝官窑。陆游《老学庵笔记》内曾有“故都时，定窑不入禁中，惟用汝器”的记载。南宋人周辉的《清波杂志》云：“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为釉，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难得。” 传到今天的汝官窑瓷器，满打满算也就几十件，件件都价值连城。
北宋灭亡之后，汝官窑也跟着消失了。此后，汝官窑在哪里就成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在宝丰县清凉寺埋藏了８００多年，直到上世纪才公之于世。
从宝丰县西行２０多公里，便到了清凉寺汝官窑遗址。
乍一看，汝官窑的窑炉跟普通窑炉没什么大分别。但专家证实，这些外观普通的窑炉确实是宋代遗物。在清凉寺汝官窑遗址，专家们共清理出汝官窑窑炉１５座、作坊２处、灰坑２２个。
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的发现，与宝丰人王留现有莫大关系。
现年７１岁的王留现，老家在宝丰县大营镇，距清凉寺不足４公里。王留现说，在他还是孩子时，当地百姓就经常到清凉寺附近挖宝。当时大营镇住着个收汝瓷的，整天走村串户收购汝瓷，然后到开封出售。这个收汝瓷的经常敲着锣在街上吆喝：“我是孙三松，此次到东京，卖瓷器发了财，回到家里来，争（欠）您谁少您谁，我就还您谁，要软的（钞票）有软的，要硬的（银币）有硬的”
１９７７年，王留现从县文化馆被调到清凉寺陶瓷厂从事陶瓷研究工作，从此，他迷上了汝瓷。１９８５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郑州召开年会。王留现从年会上得知，汝官窑遗址始终没有找到。郑州年会后，王留现就开始寻找汝官窑遗址。他踏遍了清凉寺一带的山山岭岭，捡到了许多汝官瓷残片。一天，清凉寺村有户人家的红薯窖塌了，露出个汝瓷洗（洗是瓷器的一种）。王留现花６００元钱买下了这个汝瓷洗。
１９８６年，王留现带着一大包瓷片和那件汝瓷洗，参加了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会上，他把那件汝瓷洗拿给冯先铭、耿宝昌等专家鉴赏。在场的五六位专家都说这是汝瓷洗，但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件汝瓷洗就是价值连城的汝官瓷，更没有想到汝官窑遗址就在清凉寺。会议即将结束时，王留现拿着汝瓷洗找到了上海博物馆的古陶瓷专家王庆正。王留现拿出那件汝瓷洗说：“王老师，耽误你一点时间，请您看看这件东西。”看到那件汝瓷洗后，王庆正的表情十分激动。王庆正回到上海后，立即派两名专家到宝丰清凉寺考察。这两位专家在清凉寺附近捡了许多汝官瓷碎片，带回了上海。
１９８７年的一天，王留现接到一封从上海博物馆寄来的信。他打开一看，是王庆正写来的。在信中，王庆正邀请王留现带上那件汝瓷洗到上海去。王留现立即乘上南下的列车，赶到上海。见面后，王庆正一脸庄重地对王留现说：“你这件东西是国家的宝贵文物，不能个人保存，希望你拿出来献给国家。”上海博物馆为王留现颁发了国家文物局的奖状，还发给他５５００元奖金，那件宝贝便留在了上海。
根据现场捡到的瓷片和那件汝瓷洗，上海博物馆后来出版了《汝窑的发现》，首次向世人宣布，汝官窑遗址就在宝丰清凉寺。
直到今天，王留现还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当时就是‘软禁’嘛，不献宝就不让走。我是河南人，献宝也该献给河南博物馆啊！”
王留现的那件汝瓷洗，据说现在价值近千万美金。
北宋大观元年（公元１１０７年），徽宗皇帝创建了汝官窑。在烟雾缭绕的汝官窑中，一件件精美的汝瓷被烧造出来，然后送入宫廷。当时的烧造工艺达到了我国陶瓷史上的极致，令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叹为观止。但辉煌一时的汝官窑仅仅存在了２０年。
徽宗皇帝写字画画都有一套，但对行军打仗却一无所知。“靖康之变”后，他与儿子宋钦宗都成了金人的阶下囚。于是，徽宗皇帝一手创建的汝官窑也走到了命运的尽头，汝瓷工艺也失传了。
被铁蹄踩得粉碎，被战火烧成灰烬，这好像是大多数艺术必经的磨难。
走在段店的田野里，记者不由得感慨不已：脚下这片普普通通的土地，竟然孕育了全世界都为之惊叹的瓷器，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啊！
“清凉寺到段店，一天进万贯。”这是流传在当地百姓中间的谚语。
北宋时，从宝丰县清凉寺到鲁山县段店，是汝瓷窑最为集中的地段。当时，这里到处都是炉火熊熊、人来人往的景象，“一天进万贯”绝不是夸张。
北宋时汝瓷的兴盛给宝丰县清凉寺村留下的是遍地的瓷片。从宋朝到现在，清凉寺村的田地不知已被人翻过多少遍。但直到今天，在清凉寺村附近的田地里，还随处可见宋代的碎瓷片。
２００３年１月８日中午，王留现老先生带着我们来到清凉寺村外。果然，田野里到处是瓷片。在脚下随便一翻，就发现几个瓷片。我们把捡到的瓷片拿给王老先生看，他笑笑说：“这不是汝官瓷瓷片，是民瓷，不值钱。”他告诉我们，汝官瓷以名贵玛瑙入釉，胎质细腻，工艺考究。
下午３点１０分，我们到达鲁山县段店。
据记载，在初唐和盛唐时期，段店的一些瓷窑已经生产出了加彩蓝斑瓷器。这些瓷器上有紫红、天蓝、月白、褐绿或暗黑等繁复的花色彩斑，其釉色釉质如同天空的云絮一样，丝丝飘逸，史称“花瓷”。又因为这些绚丽多彩的花釉瓷器具有典型的盛唐风格，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唐钧”。
据介绍，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一件黑釉蓝斑腰鼓（又名拍鼓），就是唐代时段店的产品。该鼓呈长圆筒形，两头较粗，中间细腰，鼓身凸起弦纹七道，通体黑釉，点缀着蓝色彩斑。上世纪７０年代，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河南省博物馆根据唐代南卓《羯鼓录》中有关鼓“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的记载，对鲁山段店窑址进行了调查，并采集到许多腰鼓碎片。专家发现，这些采集到的腰鼓碎片，其特征与故宫所藏腰鼓的胎色、厚薄、凸起的弦纹及斑点装饰等完全一致 ，从而证实了该腰鼓确实是段店所产。
段店窑址位于鲁山县城北的段店村。在村民的指引下，我们来到这里，只见麦野纵横，有小河淙淙流淌。远处，有青烟袅袅升腾；地里，布满了黑白相间的瓷片，但没有我们要找的腰鼓碎片。
在民间传说中，段店是汝瓷和钧瓷的发源地。专家们认为，段店花瓷对我国北方瓷业特别是宋代钧窑、汝窑影响很大，其釉色开钧瓷、汝瓷之先河。
在段店的田野里，我们遇到一位牧羊老人，他指着遍地的碎瓷片说：“原先，这里都是窑场。有一天，一个窑工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神仙对他说，窑建在了他的神庙前，熏着他了，让把窑挪到神后面。窑工醒来后，便派人找叫神后的地方，这一找就找到了禹州的神垕镇，于是神垕就成了产钧瓷的地方。”
还有一个故事，与这个传说异曲同工。那个故事说，唐朝时，玄宗游幸鲁山察看窑业盛况。在段店，玄宗看见窑炉中冒出的烟尘被吹向北边的神庙，熏黑了神像，于是降旨，让把瓷窑移到神后。皇帝金口玉言，百姓哪敢不听？从此神垕钧窑日渐兴旺，神垕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至今在段店还流传着“先有段店，后有神垕”的说法。
相对于钧瓷，段店与汝瓷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在北宋时，段店隶属于汝州，正处于汝瓷的势力范围内。
汝窑是专门烧造宫廷用瓷的窑场。宋人著作《坦斋笔衡》中有这样的记载：“本朝以定州的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州为魁。”汝窑为宫廷烧造瓷器的时间很短，只有２０余年。靖康之乱后，宋王朝被迫南迁，汝窑毁于一旦。到南宋时，想得到一件汝瓷已经很不容易了。当时一位叫张俊的权贵曾把汝官瓷作为奇珍异宝进奉给宋高宗，可见当时汝瓷的稀少。传到现在的汝瓷大概只有６０多件。这些汝瓷被分别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英国达维德基金会以及美国、日本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私人收藏家手中。在我国青瓷发展史上，汝瓷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也是一个顶点。
跟钧瓷一样，烧造汝瓷也是一件难度很高的事情。汝瓷对釉料的配方和火候的掌握都有极严格的要求。而对“窑变”过程的控制，更是成功与否的关键。每件瓷坯在窑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受热程度不同，产生的“窑变”效果亦不一样。特别是在停火降温过程中，还会产生二次“窑变”。要想把每一步都做得恰到好处，的确有很大难度。一般来说，一窑汝瓷能烧出来几件上品就很不错了。碰上运气不好的时候，一窑汝瓷中连一件像样的也找不出来。因此，一些汝瓷工匠感叹说：“造天青釉难，难于上青天！”
走在段店的田野里，记者不由得感慨不已：脚下这片普通的土地，竟然孕育了全世界都为之惊叹的瓷器，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啊！
正在此时，走过来一位大婶。她见我们低着头找来找去，好奇地问我们干什么。等弄明白我们是在捡碎瓷片时，她扑哧一声笑了：“你们这些人，真是家里闲着没事，跑到这里捡破烂来了！”
徽宗皇帝传旨：“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于是，雨过天晴后的那种颜色成了汝瓷中至高无上的色彩，很多汝瓷艺人把能烧出“雨过天晴云破处”的颜色作为最高的追求。被称为“中原汝瓷第一人”的汝州人朱文立就是其中的一个。历经五年多的研制，先后调配方３２８个，试烧１０００多次，汝瓷天青釉终于再现于世。多少遍。
汝瓷官窑的毁于一旦，带走了许多秘密。这些秘密之中，就包括汝官瓷的工艺。
近千年来，把失传的汝官瓷工艺找回来，一直是汝瓷工匠的梦想。把这个梦想变为现实的，就是被称为“中原汝瓷第一人”的汝州人朱文立。
朱文立５０多岁的年纪，看上去像农民一样朴实。他说，他仿佛就是为汝瓷活的，爱在汝瓷上认个真。
就在清凉寺汝官窑遗址被发现的同时，朱文立开始了自己的思索。按古书记载，汝州城内应该也有宫廷建造的汝官窑。在咨询专家之后，朱文立开始在汝州城内寻找汝官窑。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懈努力，在汝州市张公巷街口，朱文立还真找着了。
我们跟着朱文立来到张公巷，看到一个面积有十几平方米、深两米多的长方形坑。拾级而下，在坑内的宋代断层，我们发现了薄薄的素烧胎片。
看得出来，这里曾经是个作坊，还有人住过。
朱先生告诉我们，在这个坑里，他还发现了汝瓷瓷片、匣钵以及古钱币等。经专家鉴定，在胎质、釉色、圈足制作工艺等方面，这些瓷片与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四块青釉标本总体吻合，是真正的汝官瓷片。据此来看，这个坑应该是一处烧造汝官瓷的窑址。
但令朱先生苦恼的是，烧造瓷器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窑炉，一直没有找到。没有窑炉，“张公巷是汝官窑另一处遗址”这一说法就无法让人完全信服。
朱文立说，他要证明张公巷是汝官窑遗址，并不是想和宝丰争什么，而是想理清汝瓷发展的线索。朱文立认为，汝瓷的发展历程应该是这样的：鲁山段店——宝丰清凉寺——汝州张公巷——文庙。
相传，８００多年前，北宋徽宗皇帝做了一个梦，梦到了雨过天晴。他对梦中见到的雨后天空的那种颜色非常喜欢，就给烧瓷工匠传下旨意：“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徽宗的这道圣旨不知难倒了多少工匠，最后汝州的工匠技高一筹，烧制出了“雨过天晴云破处”的那种颜色。
８００多年后，这位皇帝的“影响”还在，很多汝瓷艺人把能烧出“雨过天晴云破处”的颜色作为最高的追求。朱文立就是其中的一个。为了烧出８００多年前徽宗喜欢的那种釉色，他付出了所有能够付出的东西。为了烧出仿佛水刚洗过的天青色，朱文立试验了成百上千次，但都失败了。
朱文立从一个民间传说中悟出，天青色也许跟动物的骨头有关。他就用牛、羊、猪的骨头试烧，结果都没有出现天青色。后来，朱文立偶然发现，众多骨头中有一块骨头出现了指甲盖那样一片天青色。他觉得看到了一丝曙光，就把烧后的骨头磨碎，分别以不同配比对入釉中。但这样烧出来的瓷器仍然没有出现天青色。一次次失败的打击，让朱文立变得心灰意冷。他决定再烧一窑，如烧不成功，就永远不再烧什么天青色瓷器了。这一窑连续烧了两天三夜，朱文立累得眼都不想睁，浑身无力。停火一看，里面的瓷器仍是豆青色。他一下子泄了气，连睡了三天三夜。出窑时，奇迹出现了，窑里竟然有几件瓷器是天青色的。
汝瓷这种神秘的变化到底是怎样发生的？为揭开谜底，朱文立按照上次的烧窑方法又烧了一窑。达到预定温度后停火一看，窑里的瓷器是玉石般的豆青色；窑温下降３０摄氏度后再看，看到的是月白色；窑温又下降３０摄氏度后，看到的是蓝色；窑温下降到８００摄氏度时，美丽的天青色出现了。历经５年多的研制，先后调试配方３２８个，试烧１０００多次，汝瓷天青釉终于再现于世。
与朱文立一样，汝州人孟玉松也是一个痴迷于汝瓷的人。不同的是，孟玉松学过化学，属于“学院派”。１９７０年，临汝县（现汝州市）筹建汝瓷厂时，有关领导把正在骑岭公社王庄大队教书的孟玉松调来，负责技术工作。上任之后，孟玉松建起了化验室，专门购置了陶瓷杂志和书进行研究。孟玉松和厂里的师傅走遍了汝州所有窑址，捡回来许多古瓷碎片。他们把这些古瓷碎片研成粉末，进行化验分析。经过上千次的实验，他们终于掌握了汝瓷的配方。在他们的努力下，１９７８年，汝瓷豆绿釉研究成功；１９８３年，汝瓷天蓝釉面世。
宝丰县的马聚魁，为了烧出最好的汝瓷，一个人既配釉又兼绘画雕刻，成了一个集雕刻家、画家、书法家等于一体的“大杂家”。
在采访中，中共宝丰县委书记王小平向记者表示，宝丰县要以汝官窑和汝瓷的开发为重点，对汝瓷进行高起点的市场化运作，开发旅游产业，让悠久汝瓷文化为宝丰县的经济发展出一把力。而在汝州，汝瓷也早已是政府重点关注的产业。
８００多年的日月，８００多年的风雨轮回，８００多年前和现在，虽然日月依然，星河不变，但时事全非，两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汝瓷的概念也有所改变。
天为阳，地为阴，想当年，汝瓷正是本着阴阳融合的原则，将最深最复杂的美，以最简单的形式表现出来，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也烧出了汝瓷的内涵。
但当时主导汝瓷的是崇尚道教的宋徽宗，他崇尚的是“出世”的道家境界。现在，汝瓷已被有关部门列入经济开发项目，是积极“入世”，不管是宝丰还是汝州，都是这样。
让“出世”的精品以“入世”的心态呈现给世人，这就是变化，也是汝瓷的新定位。
雨过天晴云破处。现在的“破”绝非８００多年前的“破”，这是与时俱进，是发展，是历史制高点上的俯瞰，不是简单的复原，而是复原之上的超越。
在今天，当历史对汝瓷作出新的选择时，它是公正的，也是客观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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