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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料商贾留辉煌

http://www.dahe.cn 2006-11-17 15:14:23
    

巩义市西北4公里的康百万庄园外,一大清早就来了两辆豪华大轿车。一位小巧玲珑的女导游举着一面小旗,将车上下来的一群旅游者领进了这座深宅大院。这所昔日富豪的住宅,如今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旅游景点了。

 

| 山西人移居河南|

 

在酒店大堂的茶座内,巩义市文物管理所前所长赵玉安老人把袜子脱下说:“我是双指甲,这表明我是洪洞县大槐树下过来的。”我问:今天的巩义市人有几成是晋人的后裔?赵老说:“十之六七吧。”

据称,康百万庄园所在的康店村家谱600年不断。家谱显示,康店村人的祖根在晋地。

洪武元年,朱元璋面对战乱后的破碎山河忧心忡忡:“今丧乱之后,中原荒莽,人口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元朝时,全国人口9000多万。到明初,只剩下5600多万人,锐减三分之一有余。当时河南人口189万,山西403万。郑州知州苏琦等官员呼吁推行“移民垦荒”的政策。朱元璋把移民源定在了“人多地少”的山西。

明朝的移民机构设在洪洞县城北1公里汾河岸边的广济寺。这座唐贞观二年所建的古寺外的大路边,有一棵树身数十围的老槐树。从此向北经娘子关可达河北,向东经东阳关可至豫鲁,当时的山西移民均须在此会集,办理迁移手续。

移民之初,每日有万人之众从这里出发,亲人别离时的哭声不绝于耳。

根据当时的政策,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九口之家留三,其余的必须迁移。移民是强制性的,官方甚至动用军人将移民绳捆索绑送往他乡,并放出恶言:谁胆敢逃逸——杀。晋人素来讲究“宁在家乡饿死,不在异土赖活”,但在强权弹压之下,也终究无可奈何。

今天的巩义康店人介绍说,在当年的移民潮中,李氏带着3个儿子在洪武九年来到巩县桥西(即今天的康店村),其中两个儿子继续向山东迁移,李氏和儿子康守信留在桥西。

晋人不愿迁移,东去的路便步步蹒跚。故土有祖辈坟茔,有先世留存的房子,有清晰的记忆,那是移民心灵深处一块永恒的圣地。

李氏和儿子康守信最终没有回去。李氏下山东的那两个儿子后来再也没有了音讯,在桥西的那次离别竟成永诀。

后来,逐渐有钱有地的康家在庄园北300米处筑起了康氏祠堂。据康家老人们介绍,先前祠堂大殿有匾额,上书“卫叔后裔”。卫叔是周武王少弟,初封于康,其后人即以康为姓。那匾额大意是说,康氏乃卫叔的后代。

如今康氏祠堂已经凋零破败。它栖居于一所幼儿园内,离孩子们的起居室只有咫尺之遥,和孩子们的跷跷板、滑梯也相距不远。孩子们在院子里撒丫子疯跑,发出一阵阵欢声笑语。孩子们玩得尽兴,甚至连抬头望一眼祠堂的工夫都没有。400岁的祠堂一如街头晒太阳的老人,坐在高脚凳上,双手扶住拐杖,穿着反季节的衣装,耷拉着脑袋。老人似乎也没气力多看孩子们一眼。

玩耍的孩子们大多姓康,那硬山式祭殿内原本是他们先祖的牌位所在。孩子们还小,有些事他们还不知道,但康店村7000口康氏后裔中的成人大都记得那句寻根絮语:“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或许因为日子久远,山西老家只是一个模糊的符号,却让人难以忘却。

祠堂的产权早已经属于公家。如今的祠堂已经摇摇欲坠,有关部门正准备腾出手来修缮它。

 

| 大宅院成了景点|

 

可能是我太过于多情了。第一次站在康百万庄园那高大主宅区的门墙外,我很是流连了一阵子,害得赵玉安老人只得在几步之外等候着。

眼前那宅院高墙和大门显然是属于一座城郭的,尤其是那城垛,分明是用来防御来犯之敌的。

这种堡垒式、聚族而居的民居,使人联想到闽西的客家土楼、赣南的客家围屋和徽州高大无窗的女墙。它是移民内向心态的折射,是历史凝结的建筑符号。

皖南徽州人、闽西和赣南的客家人是从河南迁走的。在晋地移民抵达河南之前,他们因躲避战乱而向南迁徙,举族而走。他们原想等战事平息后再回故土,再回故园。不成想历史在河南几度洗牌过后,给他们留下的竟是缠绵的寻根絮语:“若问客家先民哪里来,都是黄河岸边来。”

历史那么巧合,在明清两朝前后500年间,迁走的河南人和迁入的河南人演化出富甲中国的徽商、富甲海外的客家人和再造河南的豫商。

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晋中、徽州、闽西的人们猛然发现,原来身边这些旧时代地主、商人家的房子是枝繁叶茂的摇钱树,是盛满金银的聚宝盆。乡土中国的古民居、古村落、古街道旅游,突然走红并且一发不可收。

巩义人醒悟得迟了一步。他们是在别人发财之后,才想起自己有一处比王家大院、乔家大院还要阔气的康百万庄园。

2000年,赵玉安和几位巩义人慕名到晋中的祁县、太谷和平遥等地走了一趟,打量了一番那里传自明清时代的豪宅大院:太谷县的曹家大院、祁县的乔家大院、灵石县的王家大院、平遥县的银号。在参观中,几位巩义人深受刺激。赵玉安那年去山西,不是游玩不是观景而是受命取经。老人回来后,受巩义市文化局委托,开始为康百万庄园的旅游开发奔忙。直到今天,赵玉安还在受刺激,他服人家山西人,服人家的脑子活,更羡慕人家乔家大院一年1000万元的门票收入。

凭着巩义人一贯的聪明劲,他们不会坐等机会擦肩而过。几年过去了,山西祁县乔家大院一位负责人来到康百万庄园时由衷地说了句:“整得不错!”

 

| “康百万”因祸得福|

 

山西古民居的管理者说:“康百万庄园有一个特点俺那里没法比——庄园陈设的日用品都是康家的旧物。”

土改那年,康家的私产都被没收。巩义市文化局花费巨资,又从民间收回3000多件康家的旧物。

能收回这些康家旧物,使得康百万庄园在同类民居中有了一个优势。此外康百万庄园还有两个先天的优势:论体量,康百万庄园比晋中盆地那些豪宅大院大得多;论历史,康百万庄园也悠久许多。有人拿乔家大院来和康百万庄园比较——乔家大院占地137亩,康百万庄园占地260亩;乔家有百年发家史,康家则有400年兴旺史。单挑独比,康家庄园显然胜过乔家大院。

当然,晋中祁县、平遥、太谷“金三角”有一定的整体优势。巩义除康百万庄园外,还有刘镇华庄园、张诰庄园、牛凤山庄园,然而这几处庄园都没充分开发,康百万庄园目前也只有主宅区进行了开发。巩义古民居中只有康百万庄园一枝独秀,而晋中古民居星罗棋布,座座精致。人家拢到一处,体量大你许多,积淀也厚你许多。

乔家大院年门票收入1000万元,康百万庄园一年只有100万元的门票收入,这是情理之中的事。这不是因为巩义人脑子不灵、管理方式落后,而是历史恩惠多寡造成的。

晋豫两地的人文建筑不过是区域社会特征的历史凝结。有多少富贾,就有多少豪宅大院。山西财主俯拾皆是,而在河南,能抬出来装装门面的,也只有康百万。

清代咸丰年间,军机处档案里记载了晋商的富有情形:

山西太谷县之曹姓、贾姓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县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合家资约各千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计。

无怪乎今天的中国人还在惊叹晋商的财富,还在追梦般地到晋中盆地游览。那里的村落、老街、大院虽已无旧时的炊烟缭绕,可雕栏玉砌还在,这些豪宅大院,迎合了当代人追慕荣华富贵的心理。

晋中平遥城,徽州的宏村、西递都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因为人家整体保存得好,是人家多年来不胡乱改造城市、乡村的结果。一些专家学者曾经对此不以为然,说那是晋中、徽州、闽西太闭塞、太没钱,没能力没钱改造,反倒意外地保留了大量的明清建筑。

康百万庄园主宅区保存得比较完整也属于一种意外。不是没钱拆除,也不是革命小将没敢破它的“四旧”——1968年,河南康百万庄园、四川刘文彩庄园、山东牟二黑庄园被列为全国三大阶级教育基地,巩县革命委员会随即接管庄园。当时赵玉安和二三十个干部一起被集中到庄园里筹办阶级教育展览。

赵玉安说:“这是坏事变好事,康百万庄园因祸得福,作为反面教材被保全了下来。”

论资格论财富论庄园,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哪样都比不过康百万。康百万庄园可说是中国庄园之首。可四川美院创作了一组“收租院”雕塑,一下子就让罪恶滔天的刘文彩和收租院“臭名昭著”了。其实最大的封建大地主不是刘文彩,而是康百万。当年,中央美院著名画家王士廓曾被北京方面委派到康百万庄园画《血衣》。赵玉安在康店村给画家王士廓找来了模特,可画还没画完,画家就累死在庄园内了。巩义人说,不然的话,哪里会让刘文彩出名?

巩义的工业上去了,出成效了,便开始腾出手来打旅游的算盘。对于康百万庄园,巩义人算的是未来的账。

巩义市文化局副局长崔宝丽试探地问我:“你觉得康百万庄园有希望没?”

“希望大着哩!”

“将来能挣多少?你估计一下。”

我想想说:“一年几百万元不成问题吧?”

她笑笑,不再接话。我不知道是说多了,还是说少了。

 

清水厚土育巨商

 

多年前,一个巩义人从江苏周庄捎回一张年画,那张年画把河南的康百万误认为是打鱼发家致富的老渔翁。那张年画上的文字挺有意思:“河南康百万打鱼在江边不知多合少打的如太山。”(原文如此)如今,那张年画被放大后悬挂于康百万庄园的厅堂中。看那画中康百万一副撑船打鱼的厚道渔翁样,也算可爱。厅堂之中还有一张从山东日照收集过来的年画,这张年画稀里糊涂地将三大活财神“沈万三、康百万、阮子兰”误认为都是河南人。这或许说明过去河南人形象蛮好,也说明河南当时比较富裕。

在南方人的心目中,水是财富,聚水如聚财。周庄百姓把康百万想象成打鱼的,大概正是“吉地不可无水”思想的延续。北方人眷恋黄土,认为土能生金。康家发在水上,富在土上,整整12代,延续了400多年的兴旺。

洛河水就在康店村眼皮底下哗哗地流。洛河从陕西发源,流经河南的卢氏、洛宁、宜阳、洛阳、偃师等县市,到巩义的神堤注入黄河。康店村距神堤仅十来公里。康店村民说,过去洛河的水大,河上没桥,得撑船渡河。

每到夏天,洛河突然涨水,经常漫到庄园的墙脚下。水退淤泥留,渐渐地,这块地方便抬高了。庄园东的石牌坊和南边的碑楼,都被淤泥埋了米把深。

原在站街的巩义老县城因洛河涨水,后来迁到了孝义镇。洛河的水再大,也淹不到邙山岭上的康家主宅区。不过康家的南大院、栈房、作坊和北面的康氏祠堂,有时候会受到河水的冲击。大水退却之后,地肥土松,正适合种庄稼,所以康家不肯迁走。

 

| 水上漂来金元宝|

 

明洪武九年,康氏一世康守信迁居巩县桥西。之后,他得了两个儿子:贵和祥。贵又得四子:俊、英、安、雄。其中康安这一支到六世康绍敬时,步入了地主阶级。从此,康家的这一支家运昌盛。600年间,由于康家的人丁兴旺,桥西的名字渐渐被人淡忘了,不知从哪年哪月开始,这里改唤为康店,岭上岭下差不多也都是康守信的后人了。

人一旦富裕,便成为公众人物,所以关于康家发财的民间传说就多了起来。当然,这些传说中有的可能离谱了。

康店临近洛水。洛水在当地百姓中又称清河,这是相对黄河的“黄”而言的。四五百公里长的清清洛河水,让康店人聚了“水财”。一个坐在洛河岸边晒太阳的老人说:“风水咋会是迷信呢?猿人走出森林、走出山区、走向平原,过起农耕生活,这是大进步!农耕生活就得靠水靠土,这就是风水。从这点说,俺康店风水不赖呀!”

洛河有点像埃及的尼罗河,来脾气时就涨水。一涨水,就难免把上游人家的盆盆罐罐、衣服物件冲下来。过去人们有一个不成文的公约:凡是河里冲来的东西,谁捞到是谁的。年年涨水,康店村人年年捞东西,但捞到的都是些不值钱的家什。有那么一天,洛水让康家得了笔意外之财。大水冲下一个木筏子,木筏上载着一个老太婆。康家把人救了,发现老太婆随身带着许多金元宝。那老人无依无靠,便住在康家。老人去世后,康家便得了那些金元宝。

还有一种说法是,康家人一脚踹下老太婆,淹了她,取了那意外之财。

这两种说法都是赵玉安老人讲的,讲归讲,但他坚决否定“谋财害命”那种说法。赵老讲完故事后说:“这故事与康店村的周边环境相符,但用今天的观点分析,还是康家人自己实干,本事大,自助者才能天助嘛!”

康店村坐落在邙岭上。在巩义康店段,邙岭探头到洛河湾里,好像一只金龟在戏水。传说某年某月某日,一个风水先生打此路过,自语道:“好风水!”恰好康家人听到,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于是便有这一问一答:

“问先生,好在哪里?”

“活地,活地生财呀!”先生说。

“怎见得是活地?”

“如若不信,你不妨插根竹竿试一试,七天准保发芽。”

于是康家将这荒岭买下,房子坐北朝南正好盖在金龟脖子上,那院落正是今天对外开放25元一张门票的主宅区。康氏自打清朝中叶住在金龟脖子上,只是那岭上的一口井,产权一直不是康家的。

当地人有卖地不卖井之风俗,康家从叶家买下这宅基地后,井还是叶家的。今天井台边的标示牌上依旧写着“叶家井”三字。偌大的一个院落,也就守着这一口井。那“叶家井”正对着庄园的大宅门,井台之后是浮雕的照壁,它使人不禁联想到徽州村落外的“水口”。“水口”是风水的咽喉,至少在外迁的河南后裔看来,它关涉到家族人丁、财富的兴衰聚散。徽州人都在“水口”附近盖一座标志性建筑,以锁住水口,还有祭祀“水口财神”的习俗。叶家井在康家大院内的位置太似“水口”了。不晓得晋地过来的新河南人有无类似徽州的“封建迷信”,不过现在当地人说:“井水甘甜得很哩。”

康家在滩地和岭上耕耘,种小麦、玉米、谷子、绿豆、棉花。他们有水有土,不怕旱不怕涝,旱天滩里收,涝天岭上收,日子过得滋滋润润。

“地好,不如人好,地好只是后人的附会。”赵玉安老人总能把他的故事,收拢到正确理论上。

到了六世康绍敬,康家已经拥有了大片土地。到了十四世康应魁,康家又在水运上发了财。

 

| 康家像个实业集团|

 

水土侵染人的性子。离开故土很久的客家人、闽南人、皖南人以及来到河南很久的晋人都在新土地上变了性子。

晋人迁到豫地后,河南化了。河南地主也罢,河南商人也好,身上都带着河南人的烙印。活在黄土地上的人信奉一种观念:种地钱是万万年钱,生意钱是年年钱,手艺钱是天天钱。在河南人看来,种地才是最长远、最牢靠的营生。受这种观念的影响,豫商做生意时挣的是地里钱,卖粮食、卖棉花、卖木材、卖石头,所卖的东西都与土地关系密切。徽商主要卖盐、卖日杂、卖笔墨纸砚,晋商则开皮毛行、开当铺、开药行、开银号。虽说商人都是以追逐财富为目的,但如果你细心揣摩,就会发现他们的性格、心理、品行以及所从事的行业,都多少和地理环境有些联系。

不同的水土,不同的生存空间,竟然会那么不容商量地决定着人们的生存抉择。徽州人在“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的抱怨声中奔向商海,奔向他乡;晋商在“经商去,远离家,不如在家种庄稼”的恋家情结中走西口,闯关东。古人对本土故园的深深依恋,有时让现代人觉得不可理喻。

一位游客站在大红灯笼高高挂的乔家大院里惊呆了,当场说了粗话:“他娘的,我也想走西口!”

晋中一向就“地狭人满”,徽州是“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所以晋中、徽州的男儿若不去经商,就无法吃饱肚子,更无法娶上媳妇。只有靠经商致富,才能荣归故里盖大房子。出于相似的原因,晋商、徽商在环境的逼迫下一起诞生了。 豫商,至少说是巩义康百万的发家史中没有太多的哀怨、乡愁和寻死觅活。土厚地广的豫中给农家出身的康百万留足了兼并土地的空间。

晋商起家于长途贩运,致富皆在千里之外。他们不依靠土地,全仰仗个人的坚忍与勤奋。晋商更像今天的温州商人——只要鸟能飞过的地方,就有成群结队的温州商人游走于街市店铺之中,就有互帮互助的温州商会。晋商也抱团,也喜欢扎堆,今天依旧保存完好的一座座山西会馆、山陕会馆,便是昨日晋商的思想、意识生下的蛋。晋商疯狂地凑份子,在中国通邑大都营建能唱歌跳舞、能喝茶吃饭的“招待所”。不成想山西人“联乡情,笃友谊”的会馆,在今天成了各地轻轻松松挣门票的场所。

打个也许并不贴切的比方,晋商像今天的贸易公司,康家则更像今天的实业集团——康家人自己种粮食、种棉花,然后自己造船搞航运。虽说康家也志在千里之外,可每到一地总是先买地,再垄断经营。康家是啃土地的商人,改不掉“农本”思想,改不掉黄土意识。

我曾向巩义人讨教:为什么与巩义邻近的孟津、偃师、登封、荥阳等地没有产生康百万,独独巩义产生了康百万?

他们没有简要明确地直面回答,而是如数家珍地谈起巩义的历史,从汉代铁生沟冶铁遗址说到黄冶唐三彩窑址,又从北洋政府的孝义兵工厂扯到民国时期的回郭镇卷烟厂,从孝义兵工厂七九式步枪世界第一谈到抗战前孝义镇点上了路灯。他们认为一旦气候适宜,巩义人的精明劲就凸现出来。还是这山这水,在“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改革开放思路下,巩义的农民办起了乡镇企业,造打麦机、抽水机、蜂窝煤机等等。烟囱齐刷刷地竖了起来,机器轰隆隆地响了起来,于是钱像水一样往巩义淌来。巩义人一旦上路,就没歇脚的时候,他们连续11年做了河南县级市的首富,连续数年进入了中国百强县。

今天的巩义据说还有大贾巨富,从这些富翁的身上,还能看出康百万的遗风——他们还是守在老家创业,还是不习惯成群结队地出去乱闯。

 

一代人杰康应魁

 

一个绵延数百年的大家族中,总会有一个或几个杰出人物出现。在康家的几百年历史上,康应魁算得上一个少见的杰出人物。康应魁生于1773年,是康氏另一个杰出者康大勇的孙子,是康惠的重孙。康氏11世康惠娶的是明朝皇族洛阳福王的女儿。李自成攻破洛阳、杀死福王后,福王的妃子李氏带着女儿逃难来到巩县,被康家收留。洪武年间,朱元璋下了一道晋地大迁移的御旨,把康家从汾河边拽到了洛河边;到大明王朝大厦倾覆之时,康家11世娶了朱家的落难小姐——朱元璋英雄一世,也无法知晓后代的命运。

康家14世康应魁卒于1850年,享年78岁。康应魁75岁生日那年,族人和乡亲来为他祝寿。在寒暄祝贺、酒过三巡之后,康应魁老人一把火当众烧掉了族人和乡亲欠债的账目,然后提前离席了。3年后,康应魁溘然长逝,葬在叶岭。康应魁的外号叫老木,因为他样子木木的。“木”在巩义的俗语里,是笨、不机灵的意思。其实老木一点不木,他是标准的大智若愚。

 

| 含而不露的老木|

 

老木是康百万家族的代言人,研究康家史的席彦昭给他的评价是:“典型的河南商人”席彦昭又解释说:老木这人含而不露,不事张扬,做事留余地。

老木穿戴一直很一般,偶尔还很寒酸,总之是跟他的身份不相符吧。康百万庄园内有道院门上写着“居贵敬”,另一道院门上写着“行贵简”。“居贵敬”、“行贵简”的大意是说: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修养;外出待人接物要直率诚信,仪表穿戴要简朴。这是康家、当然也是老木崇尚的作风。

还是以事见人吧。清代也有类似今天贸易洽谈会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众商贾自设的展示柜叫“京货棚”。所谓京货,也不一定就是从京城来的货,这只是一种叫法。不过有一条,能进“京货棚”的东西,可都是高档货色。

话说有一天,老木康应魁在一家“京货棚”前驻足,东掂掂西瞧瞧之后发话了:“这布多少钱一尺?”

那卖布的白了一眼老木,说:“这也是你买的东西?”

老木不气不恼:“你说实价吧。”

原本该说实价的,但那卖布的想戏弄人,该是一尺一元却说成了一尺五毛。用现在的话说他是逗老木玩哩。

老木问:“你有多少现货吧?”

“你买得起多少?”

“有多少我要多少!大相公过来算账吧。”老木是老板,他每次参加贸易洽谈会自然要带上相公。在康家“企业集团”内,职务从上到下是这样称呼的:老相公(总管)、大相公(分区负责)、相公(栈房主管)和小相公(业务人员)。

那卖布的怎经得起当真要货,立马扑通一声跪翻在地,深愧自己有眼不识泰山。

老木应该不是故意如此先装孙子后称爷的,他推崇的就是不事张扬的作风。老木的为人正如其家训中所说:“临事让人一步,自有余地;临财放宽一分,自有余味。”他是真心谈买卖,不是耍花样,只是那货主以貌取人了。老木讲究“留余”,今天,作为中华名匾的“留余”匾额还高悬在康百万庄园东院的过厅堂中。

老木的故事是康靖老人讲的。康靖于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一直在故里教书。当年,康氏二世康贵生下四个儿子,分别是康俊、康英、康安和康雄。康靖是康俊这一支的后人,康百万一脉则是康安的后代。

 

| 康家的鼎盛时期|

 

康家搞船运始于12世康大勇,他造了四条船:三条小船,一条大船。大船能载2000石粮,涨水时进入洛河,水小时停靠在神堤黄河口。

康家船的活动范围很大,北到北京,南至扬州。康家觉得靠船运赚钱更轻松,于是生意越做越大,心胸也越来越大。后来,康大勇在山东兰水县建了栈房,此举相当于现代企业把分公司开到省外。大勇奠定了康家行商的基础,他的孙子老木康应魁则把家业做到了极致。

老木建起了造船厂。洛河岸边长满了上百年的树木,康家成年累月地不停伐木、造船。

康靖的爷爷曾经在康家船上做“柜先儿”,也即会计。康靖记得,他小的时候,也就是民国年间吧,洛河岸边还停泊着十几条二三十米长、四五米宽的货船。船上的白帆镶着蓝边,挂着“康”字招牌。爷爷在船上打工,康靖便有机会去船上玩。

康靖说,康家的船舱里设有中堂,八仙桌之上供着河大王的画像。因为船走得远,船上像居家过日子一样啥都有。

老木康应魁历乾隆(晚年)、嘉庆、道光三帝。在老木掌管期间,康家进入了鼎盛时期。当年康家最兴旺时,到底有多少条船?后人说是3000条,康靖说:“这是个估计出来的数字,实际上不会有那么多。当时有些其他船家,也打康家的旗号。过去河运不是单船独走,而是组成船队,船多人多彼此好有个呼应。”

康靖说,船到今天的三门峡一带便走不动了,要把货卸下来,让“高脚队”再往西运。“高脚队”就是骡马队。今天我们看到的康百万庄园饲养区正是当年“高脚队”的驻扎区。当时康家是水路旱路通吃,水路靠船,旱路靠“高脚队”。

历史的痕迹镌刻在民间记忆中。时至今日,在洛宁县的洛河边,还会有人跟你提到巩县的康家船。巩义民间也有顺口溜说:“河里行的康家船,岸上种的康家田,路上跑的康家马,栈里借的康家钱。”康家的船当时航行在洛河、黄河、运河、泾河、渭河、沂河,也即所谓的“六河”。

在老木康应魁爷爷辈的时候,康家的经济触须已经延伸到山东。老木的爷爷康大勇给后人留下的资产包括4000亩土地和位于山东兰水的栈房。老木又在山东沂县、日照设立了新栈房,还置了地产。

老木一生真正的大手笔是两件事:一是垄断陕西布市,二是从官方拿到一份长达10年的军需品订单。

那份军需品订单和嘉庆初年的白莲教起义有关。白莲教横扫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五省,前后历时9年,耗费了清廷军饷两万万两银子。老木的订单是怎么拿到的?是贿赂官吏按照潜规则出牌,还是遵循市场规则正经行事?也许只有老木本人才清楚内幕。

154年前,老木去世时,对儿子的临终叮嘱只有一句:“宁舍巩县,不舍泾阳。”

陕西泾阳的黄土地非常适宜种棉花,泾阳的布市雄霸西北诸省。老木一次性把泾阳一条长街的布市统统吃下,于是就掌控了一个辐射半拉中国的布匹批发市场。老木在泾阳购置了大量土地来种植棉花,这就降低了生产布匹的原料成本。既掌控着布匹批发市场,又手握官方的10年军需品订单,康家想不发财都难。

和同时代的大商人——山西祁县“在中堂”主人乔致庸所经营的连锁商号不同,康家走的是自产自销、批发经营的路子;和徽州歙县棠樾村鲍志道家族亦商亦儒以官盐起家不同,康氏虽与官方有走动却不做官;和浙江宁波船商相比,康家又多了“高脚队”陆路货运业务;和徽州绩溪墨业巨商、一条龙生产经营墨品的胡开文相比,康家多了千顷良田。

康家经商最成功的人是老木康应魁。但康应魁本质上还是地主,只是兼做了大商人而已。

 

| 豫商的代表人物|

 

公元1847年,老木75岁生日之时,同乡给他挂了“良田千顷”的匾。公元1773年,也即老木出生那年,清廷曾赠给他的父亲康云从一块“千顷良田”匾。如今,这两块匾和其他匾额、对联、字画一起挂在庄园内,使得康百万庄园“文气”了许多。

对于老木更翔实的描述已不可能——现在年岁最大的康店人也没轮上看到老木一眼,同时,老木连个画像都没有留下。

一天,一位在郑州银基商贸城做服装批发生意的老板到康百万庄园游览。在庄园一间窑洞里的“三大活财神”神位前,他磕了三个头,又往捐款箱里塞了钱,然后说:“我很想知道‘康百万’长得什么样。”

老木是康家掌门人中最闪亮的一位人物,他不折不扣地遵循着家训中的《四留铭》:

“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老木独资修建巩县圣庙以祭圣贤,还捐银加固黄河河堤,这是“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道光年间,河南出现饥荒,他出粮赈灾,这是“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老木留给3个儿子道顺、道平、道兴一个庞大的船队和千顷良田,这是“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一个放到今天也有人喜欢的男人,一个代表着豫商形象的男人。

老木谢世百年之后,陕西泾阳农会的四五个人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地来到康店村。他们找到康店村的农会主席韩三说:“土改了,泾阳康家的地该咋整,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替康家撑过船、送过煤的穷苦农民韩三,一时分辨不出泾阳人是来讨债的还是还债的。于是他以解手为借口,出来给巩县县长曹干军汇报,曹县长发话说:“天下农民是一家,那里东西再多,咱也不要了;欠人家的,咱也不还!”

韩三回去把曹县长的话照原样说了,那四五个泾阳人霍地站起来,直勾勾地望着韩三,叽里咕噜地说了一串陕西话。半个世纪后,韩三追忆说:“反正也听不懂他们说的啥,我就推说有事先溜了。那时候啥政策也不懂,老以为咱康店人过去剥削了人家,现在解放了,人家要不依不饶呢。”

韩三现在知道,当时泾阳人是来与康店人商量,看怎么处置康家在泾阳的地,人家不是来寻事的,更不是来报仇的。

 

百万买得一虚名

 

大富之家注定要吸引更多的目光,也注定要背负更多的东西。“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俗语自有它的道理。

1901年,慈禧、光绪从西安返京路过巩县。圣驾光临对于地方来说是头等大事,为了招待好太后和皇帝,康家捐银百万。如果这个数字不含虚头的话,那么这次捐助几乎掏空了住在南大院的康家17世康鸿猷(又名建德)的积蓄。

到了建字辈,老木康应魁创下的家产已分成八份。其时,康家已经没有像康大勇、康应魁那样的大玩家了。

康鸿猷是长子长孙,按照中国家庭的传统习惯,凡遇到大事,家中老大理所当然地要出头承担责任。

 

| 无奈捐钱修行宫|

 

黑石关在巩义西南,距离康百万庄园4公里。黑石,山名,在洛水以东。黑石山与邙岭隔河对峙,洛水从两山间流过。这里是“舟车转输,冠盖往来”的咽喉要地,明代曰黑石关,也称为黑石渡。那个让康家又破费又荣耀的行宫便坐落在这里。

黑石关行宫是一座耗费大笔钱财建起来的临时迎接帝王的建筑,是地方官员极尽心力巴结朝廷的物件。其时的清王朝贫弱多年、行将崩溃,它的地方财政想来也不会宽裕到哪里去。当时的巩县县府也是捉襟见肘,囊中羞涩,实在拿不出多少银两来营造行宫。

黄河北岸的汲县县令无力筹集到足够的银子孝敬朝廷,又实在不忍搜刮民脂民膏,于是,在极度的畏怯与郁闷中,他上吊自杀,一死了之。巩县县令比汲县县令幸运的地方在于,巩县有一个家大业大的康氏家族。据说,原本巩县在县城已经为慈禧和光绪建了一座行宫,哪知老天爷不长眼,涨水把行宫给淹了。于是再建行宫的艰巨任务,就落到了康家人的肩上。

关于慈禧、光绪在黑石关行宫停留的时间长短,巩义人说法不一。有人说,慈禧和光绪在这里歇了歇脚,吃了顿午饭,抿抿嘴拍拍屁股就上路了;还有人说慈禧和光绪在行宫歇息了一夜,翌日浩浩荡荡地走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慈禧那年的确曾从巩县路过。

1900815日,慈禧被八国联军吓出了紫禁城。在宣化府,慈禧颁了罪己诏,然后一溜烟地跑到了古城西安。慈禧失魂落魄地躲在西安城内,等待老弱多病、78岁的李鸿章去向洋鬼子求情。一切都弄妥当了,慈禧太后和那个有名无实的光绪皇帝才敢由西安一路抱愧返京。这一去一回,可把地方官员累坏了,也害得不少商贾大出血。

返京路上,慈禧进入河南境内后,情绪才慢慢好起来。她在洛阳呆了5天,看了洛阳龙门石窟,这是一年来慈禧难得的散心之旅。巩义人说,慈禧为何到了河南后心境开始好起来了呢?那是因为河南地方官员招待得好。

洛阳知府不仅在洛阳把招待工作做得周到细致,还放心不下巩县的筹备情况。他亲临巩县,就在南大院康鸿猷的家中和巩县县令商议接驾之事。商议接驾的会议地点选择在康家,可见官方早就下定决心要让康家为接驾之事买单了。

100多年后,康鸿猷的孙女康素婵在郑州的家中对记者说:“我爷爷是个举人,一个享受型的人,他不想做官,也不想发财。接待慈禧的事让家里人很伤脑筋,那个时候康家已经不做生意了,盖行宫是县里硬派的,捐钱是不得已的事。从那以后,家里就不行了。”

康素婵还透露说:“说是百万两白银,其实捐了七八十万两。”

 

| 百万白银换一匾|

 

同样是吃大户,祁县的地方官就没有巩县的黑。慈禧出逃西安路经山西祁县时,乔家大院的主人也被硬逼着捐了钱,不过只有10万两白银。后来慈禧让山西巡抚丁宝铨给乔家赠了块“福种琅环”匾。

光绪二十九年,康家也得到一块“神州甲富康百万”的金匾。康鸿猷把这块匾挂在丁字窑内。与乔家的“福种琅环”匾相比,康家的匾更直白,直奔康家之富。1934年夏天,洛河涨水,水漫过堤岸,把丁字窑冲塌了,金匾也被砸没了。后来,康素婵的父亲说了一句黯然神伤的话:“这个匾,你爷若在,会很心疼。”

让我们把目光收回到1901年。农历九月二十三晌午前,慈禧太后的车队马队远远地出现了。巩县县令命人在黄土路上泼洒清水,这叫“龙不走旱路”。因为出了银子,康鸿猷被安排见了太后。鸿猷预先知道有此召见,他请了两个开封工匠不分昼夜地干活,赶制了一个寓意“一统江山”的桶。那桶上刻制了中国地图,在北京的地标上镶嵌着一颗夜明珠。太后受了礼,大概又听了地方官关于康家如何富有的汇报,便说了一句:“没成想,这山沟里还有百万之家。”

康鸿猷跪在地上,只闻太后声,未敢抬头看。九月二十四,慈禧起驾上路。她一时高兴,就让人把轿帘卷了起来。康鸿猷在一旁跪送,这才有幸看了这位大清朝最有权势的老女人一眼。听巩义人说,好多百姓也看到了慈禧的模样。

康家后人康靖说:“我三爷是个厨子,慈禧来时,他被唤过去做些地方菜。慈禧带的也有御厨,但御厨也稀罕我三爷的手艺。康鸿猷是一个会吃懂吃的人,他让我三爷做的都是萝卜白菜,所以三爷练就了‘荤不见腥,素不见寡’的绝活。”据说,巩县仓西的萝卜特别爽口好吃,慈禧在巩县吃萝卜吃得一时高兴,才把轿帘卷起,任由百姓去观赏尊容。太后嘴馋不说,连她的随从也嘴馋,临走时把满地的萝卜都刨出生吃了,萝卜头扔了一地。

康鸿猷那次倾其所有的捐助,给康家挣得一个虚名——康百万。其实,康家鼎盛之时何止有百万资产,只是这历史的机遇让17世康鸿猷不情愿地抓住了。后来康鸿猷的生活依旧不错,“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这是同乡人的说法。他孙女说:“哪里会那样滋腻?爷爷在家只是吃小灶而已,只是遇到婚丧嫁娶的事,他才大办。”

因和慈禧那次路经巩县的历史有关,康鸿猷的名字留在了历史上。这也是我在康家17世建字辈的人物中独独选择他来讲述康家历史的原因。不过,所有这些故事对于了解一个人物来说,似乎也只有表面的意义。康鸿猷的内心如何又有谁能晓得?尤其是,在“捐银百万”这一事件中,康鸿猷到底是怎么想的?

在古代中国,权势和财富之间一直是不干不净的关系。在权势与财富的游戏中,商人始终处于一个被动的卑微地位。康鸿猷没有换取到什么实利,花百万白银只不过购得一个金字招牌。

不过康鸿猷的结局还算好,至少没有引火烧身。相对而言,另一个著名的富翁沈万三就惨了。这位生活于元末明初的江南首富,在元末靠了“苏州王”张士诚的权势,迅速聚敛财富。他在官场与商界之间来往走动,挥金如土,左右逢源。沈的做派与清末的杭州富豪、红顶商人胡雪岩如出一辙。可沈万三终究错走了一步棋,栽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手里。让他没有料到的是,他栽就栽在捐助上。得知朱元璋要修筑金陵城墙和犒劳百万大军,沈万三决定借此机会跟朱元璋建立特殊关系,他主动提出“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出钱代为犒劳三军。

坐在权力金字塔顶上的朱元璋和富可敌国的沈万三在《留青日札》中有如下对话:

朱元璋说:“朕有军百万,汝能遍及乎?”

沈万三说:“每一军愿犒金一两。”

朱元璋说:“此虽汝好意,然不需汝也。”

《明史》记载,(等沈万三走后)帝怒曰:“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之!”

沈万三侥幸保住了性命,但被流放到云南边陲。在强横的权力面前,庞大的财富又算得了什么?洪武三年,这个不领沈万三情的朱元璋又降下圣旨,强令数万户江南“奸顽豪富之家”立即移居凤阳。措手不及的富户带不走房子、土地等这些不动产,于是沦为一介贫民。后来,朱元璋又以同样手段迁移天下富户于南京。

江南移民与洪武九年的晋地大移民不同,前者带有铲平豪富的杀机,而后者纯粹是为解决河南、山东人口稀缺的问题。朱元璋出身贫寒,一贯仇视富豪和贪官。沈万三在他面前露富逞能,朱元璋不摆治他才怪哩。

官府曾经让康鸿猷去做一个管教育的小官,但他懒得去,推辞掉了。这位举人也算活得潇洒,没大理想也没大的计谋,他捐钱大约没想捞点什么,也没有故意露富的意思。靠着深藏不露的性格,豫商倒真是比其他商帮走得稳妥多了。

 

大富之家归何处

 

17世康鸿猷的故事陈述完毕之后,康家似乎再也搜索不到可以专题列传的人物了。不过,发生在建字辈的一桩命案有必要交代一下,命案的起因和罪恶的鸦片有关。

在采访中,康店人不止一次地向我提到建璧和建瑛的名字。建璧亲手杀了四弟建瑛,就在康百万庄园内,当着族人和长工的面。当时,抽大烟的建瑛骨瘦如柴,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建璧实在看不下去,就想教训教训建瑛。一日,怒火中烧的建璧拎起一把明晃晃的刀,架在四弟建瑛的脖子上。建璧的原意也只是想吓唬吓唬建瑛,谁知建瑛就势往刀上一碰,了却了性命。巩义人说,这建瑛或许早已不想活了。建璧到老母面前跪倒大哭一场之后,独自去了县衙。后来,康建璧因过失杀人被判入狱7年。

因为这一刀,建璧后半生一直郁郁寡欢。他原以为自己把刀拿出来晃晃,可以警醒四弟,可以力挽走衰的家道。他太轻视鸦片,把鸦片想象得太简单了。贫弱的中国为了消灭鸦片,曾经不惜一战。但结果呢,我们输掉了那场战争,输掉了土地和白银,也输掉了大国的尊严。从那场战争开始,中国人在风雨飘摇中走过了100年。直至新中国成立,屈辱的岁月才告结束。

 

| 一个村  出了百名地主|

 

林则徐虎门销烟,没能阻挡天朝大国的衰落;康建璧那一刀,也没能挽回康家的兴旺。今天,康百万庄园内陈列着康家子弟用来吸食鸦片的各种烟具,它们有玉的、金的、银的、木的。讲解员手指玻璃柜内的烟具说:“这就是康家子弟过去抽大烟时用过的烟具,当时康家有18根烟枪之说。”18根烟枪意指康家当时有18个人在吸食大烟。这些烟具中有无康建瑛使用过的旧物?我不知道,也懒得问。

17世康家人的命运,无疑是清末社会的一个缩影。倘若今天我们去查询有关晋商、徽商最后结局的文字,会发现满纸都是颓废和无奈。眼看着祖宗累世传下的家业私产经不住一场战争的折腾,眼瞅着市场萧条无法经商,商人怎么能不灰心丧气,怎么能不颓废?面对无可奈何的乱世,有的商人从鸦片中觅得一丝欢愉,有的商人到青楼去求得一时缠绵,有的商人沉迷于花鸟虫鱼……商人好歹是有钱的,好歹是能奢侈一阵子的。晋商、徽商最后的自甘堕落,也算是对乱世的消极反抗吧——你不是不让我往好里去吗,那咱就一块儿造吧!作为豫商典型代表的康家后代,能躲过大时代的劫数吗?

康家在巩县生活了600余年,拥有400年的富裕期。谁能尽述康家的沧桑变迁?谁又能说清康家和每个时代的关联?至少我不能。

出于对康家神秘历史的兴趣,我和一个叫康靖的国文教师在邙岭上下来往穿梭。我们去看了栈房区的残垣断壁,去看过庄园外康道兴夫人的王氏石牌坊,去看过庄园南200米处的“康霖三神道碑楼”,还去过康家为防捻军和同乡一起修筑的金谷寨,去看过康家早期所建的明式绣楼……

那绣楼的式样,我曾在洛宁古村落里见过。这种绣楼总是被安置在院落的后部,总是显得比其他房子高大挺拔,而窗子总是开得尽可能狭小。绣楼的建筑语言是民族心理和男权意识的折射。我从院门的间隙里窥视康家的明式绣楼,它已经没有隐秘只有神秘。

当我离别那座明式绣楼,但思绪还在为它翻飞时,康靖的话语和手势已经落到远处一个土岭:“康大勇买下了杜甫27代孙杜保才、杜生才的宅基地。杜甫的后代是来为杜甫守墓的,生活相当穷困,他们只得把宅子卖给康家。”听到这些,无名的酸楚从我的心底升起:杜甫一生孤苦,他的后人居然还是穷困潦倒。巩义“一文一商”两个最具盛名的历史人物,在买卖中做了一次谋面。康大勇读过书,是一位大气的商人,他对杜甫应该是有仰慕之心的。我猜测,康大勇在交易中也许会多给杜家人一些银子吧。杜甫的墓冢离康百万庄园很近。从庄园出发,越过一个岭,走过一条沟便是杜甫的墓冢了。

只有亲临历史遗存的现场,你才会获得意外的勾连和遐思。我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竟然在内心里替一个唐代诗人的后裔做了一次“说客”。这让我发现,与一般百姓一样,自己也有苛求大户的心理。牺牲大户难道就是天经地义吗?我们也许该学会善待商人,公平地对待富人。

在金谷寨南水沟的一户人家,我久久不肯离去。住在这里的张荣桃今年已是90岁高龄,她是康家18世康昆峰的夫人,康百万庄园东院的旧主。张荣桃的丈夫康昆峰,人称老峰,半个世纪前就作为恶霸地主被拉出去镇压了。人都故去50多年了,村里再说起老峰,评价相当简单:他人倔。

康百万庄园文管所的王振和所长介绍说,在土改那年,张荣桃全家被勒令搬出了庄园。

当院坐着的还有张荣桃的儿子康嵩森和孙女孙子。有人介绍说:“老峰死时,他(指今年57岁的嵩森)还是个毛孩子。”地主家的孩子在历次运动中都是挨整的对象,康嵩森说:“那也是大形势,村里敢有几个太‘左’的人,就够呛。”土改时,康百万家族一共有21户,19户是地主,还有一户是破落地主,一户是贫农。一个康店村出了104个地主,这个数字是巩县第一,也是河南第一,恐怕也是中国第一。

 

| 一张床  烧了三天三夜|

 

地主多,翻身做主人的贫苦农民韩三肩上的担子就重。批斗地主,处置地主的地产、房产、家具,样样事都得让他来张罗。

村里人说,当年韩三突然威风了许多。每逢开大会,在韩三发言前,一个农会干部便会扯着大嗓门,对着台下黑压压的一片群众喊:“下面,请中共中央中南局河南省巩县焦弯区人民领袖韩三讲话!”

这个故事成了今天康店人的段子,时不时被人拿出来逗逗乐。在韩三家,我提起这事,耄耋之年的韩三听后哈哈大笑,说:“是真事。”

韩三没文化,解放前推过煤,摆过渡,种过康百万家的地。既然当了巩县焦弯区“人民领袖”,他就得懂政策。当时的大方向是把地主家的东西分给贫下中农,这他知道,可遇到具体事情具体问题,他还是吃不准,摸不透。好在韩三人勤快,舍得多跑几趟,多向上级领导请示。

当时一群村民到康百万庄园去抬家具,一个农民报告韩三:东院一个顶子床太大,挪不出去,咋整?“想法嘛!”韩三有点烦,嫌那人笨,可他也拿不定主意,就去县里找县长曹干军,曹县长说:“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中国。”韩三领会了县长的话,回去摆摆手对大家说:“砸啦,砸后烧掉!”现在康百万庄园的管理人员介绍说,那次烧掉的是用3000工时做成的顶子床,另外一张花1700工时做的顶子床因个头小,被搬出去了。这张小床侥幸保存了下来,今天成了康百万庄园的镇园之宝。康百万庄园门外一个卖矿泉水的小摊主说:“那张大床烧了三天三夜,太可惜啦,放在今天少说值几百万。”

当年砸那张大床时,一个穿军装的女子在一旁问了句:“你们这样砸,有政策吗?”当时的韩三不知道,这个女子是康百万庄园三院康家的女儿,解放初期曾任海关总署署长、外贸部副部长的康洪波。康洪波早年到延安投奔了革命,那年她赶巧回家探亲,康家的家产就在她的眼皮底下被抄走了。我问韩三:“都说康家的家具光分给村民的,都能排15公里路,是不是?”老人毫不含糊地说:“那可是!”

没收康家房产前,韩三专程去了趟当时的省会开封,向省长吴芝圃汇报。省长问:“把地主扫地出门,房子做什么?”韩三说:“农会准备用来做纺织生产基地。”省长说:“要给人家住的吃的,要有水喝。”韩三说:“让他们住金谷寨。”

康鸿猷的孙女康素婵说:“1950年下半年,农会说了一声‘都得走’,我们家人带了些随身衣服和做饭的炊具,就走了。”

在韩三家的窑洞前,我鼓足了勇气问他一个还算敏感的问题:“您老说实话,旧社会康家人到底坏不坏?”老人没直接回答,只是讲了他的亲身经历:“一次在洛河摆渡,我不小心让建瑛的儿子康子昭落了水。他回去换湿衣服,我跟过去赔不是,康家人扇了我一下头皮。有一年闹荒,没吃的,我去康家讨糠吃,结果人家不仅给了我一袋糠,还送了一袋粮。”

600年间,由平民到大富之家,再由大富之家到平民,康家似乎绕了一大圈。

康家的后裔也出现了分化,这种分化早在20世纪上半叶前就已注定了。走出康店的人,尤其是早年去延安的康午生(革命后易名王国权)、康洪波等,走上了完全不同于祖辈的另一条路。在留下的康家人被划为地主时,康午生官任热河省省委书记,康洪波当年则是副部级高干。

康百万庄园里有棵260年的老葡萄,藤蔓跨越三个院落,每年还会结出一串串青青的葡萄。一位京城游客看了这棵葡萄说:“这康家人还会再发(财)。”后来,不知谁把康家后人像滤筛子似的过了几遍,终于将“思念食品”的老板李伟给找了出来。康百万庄园的一个讲解员告诉我说,李伟是康家的女婿。这个讲解员的意思是说,那位北京游客的话,就应在李伟身上。我没去找李伟核实他是不是康家女婿,因为一个京城“半仙儿”的话,当个玩笑听可以,实在不值得当真,一当真那就助长了迷信。

不过,不管是不是康家的女婿,作为新豫商代表的李伟,其经商套路与老豫商康百万家族还真有点神似呢——李伟是把河南黄土地上盛产的麦子做成速冻饺子,然后卖到全国各地;康家是买地种棉花,然后纺成布,再运到各地卖。新豫商和老豫商,虽然生活的时代大相径庭,观念相差十万八千里,但干的都是“土里刨金”的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