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张图片引出来的采访|
这篇文章呈现在读者诸君的面前,有很大的偶然性——是无意中在南阳市白河宾馆看到的一份风物简介,把记者吸引到社旗山陕会馆的。那简介上一幅该会馆的图片,让我目瞪口呆了几分钟。然后我就直奔南阳汽车站,搭上了前往社旗的中巴。
对于社旗县,记者自认为并不陌生。我是南阳人,每次从郑州回家都经过社旗,印象中其县城规模不大,建筑一般。这个县城原来叫赊旗镇,1965年建县时,周恩来总理取谐音改为“社旗”,寓意为“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社旗人口60多万,在南阳算是小县,应该说这个县的地理位置也不很好,没有铁路,也不处于主要公路沿线。唐河经社旗到方城的路和社旗通往南阳市区的路,构成这个县的交通主框架。在如今全国交通网四通八达的格局中,怎么看这里都算偏僻。
如果没有看到那张图片,即便有人口生莲花,告诉我社旗山陕会馆怎样怎样“牛”,我都会起疑,不怎么往心里去,但图片的直观让人没有了怀疑的余地,让人惊讶得合不拢嘴,那种视觉冲击力的确有震撼性的效果:飞檐翘角的屋顶层层叠叠,多彩的琉璃瓦富丽堂皇,整个建筑组群规模巨大,气度恢弘,错落幽深。写“厚重河南”一年多了,我说不上见多识广,可也真走了河南不少人文荟萃之地。可是当看到社旗山陕会馆的图片时,我就觉得“走过路过,不能错过”,马上赶了过去。确实,山陕会馆这个古建筑组群让人不能不对社旗另眼相看,就是搁在北京、南京等古都,这也是难得的建筑珍品。那份简介上说,在全国现存80多座会馆建筑中,社旗山陕会馆规模最大,建筑最精美,第一个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被专家们誉为“天下第一会馆”。
一个偏僻小县,怎么会有如此规模巨大、蔚为壮观的古建筑群?通往社旗的路正在整修,不少路段坑坑洼洼,颠簸的汽车颠出了我满腹的困惑。搜索枯肠的结果,是多年前听过的一则在南阳广为流传的童谣突然蹦了出来:“唐河有个塔,离天一丈八;社旗有座春秋楼,半截还在天里头。”难道这春秋楼和山陕会馆有关,或者就是会馆的别称?唐河的那座宋塔确实很高,从下面看上去塔顶只是个小疙瘩,可据说大得能坐4个人打牌。古代的楼怎么能高过塔?童谣肯定是夸张了,这春秋楼是否真的不同凡响?或许因为心里装满了疑问,我对颠簸没了感觉,只嫌汽车走得慢。
| 与皇宫戏楼不相上下的悬鉴楼|
山陕会馆这天正有庙会,卖香烛的小摊排满了会馆门前的小广场。下了出租车,我没急着进门,先走到远处,仔细打量这个古建筑群。虽然看过照片,可建筑物的巨大还是让我很惊讶。会馆坐北朝南,两侧有的辅助建筑有如今的五六层楼高,中轴线上的建筑更有八九层楼高。屋顶分两或三层,各用直线和曲线巧妙地组合,形成向上微翘的飞檐,层层叠叠的飞檐营造出壮观的气势和中国古建筑特有的飞动轻快的韵味。十来座建筑物的屋顶以绿琉璃瓦为主色调装饰,黄琉璃瓦组成菱形图案装饰中心,显得错落幽深而又雍容华贵。
进了会馆,我的目光先被一对高耸入云的铁旗杆吸引。旗杆插在铁狮子的背上,顶上一只铁仙鹤展翅欲翔,中间两条铁龙凌空盘绕。自上而下有三个云斗,把这个铁家伙装饰得轻灵生动。赊店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徐东告诉我,这两个铁旗杆均高达17米多,用铁2.5万多公斤铸成,重量和高度都是全国之最。旗杆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座两层辕门,徐东说,山陕会馆也叫山陕庙,敬祀的主神是关公。在古代敬祀关公的庙属于武庙,所以修辕门,建旗杆。
比旗杆更高的,是旗杆北边巍然挺立着的悬鉴楼,这是会馆的戏楼。全楼由24根巨柱高高撑起,高达30米,分三层,有三重飞檐。悬鉴楼设计巧妙,“一体两面”。面南是会馆的山门,檐廊宽阔,楼的一层架空是进入会馆的通道;面北的二层是戏台的台口,宽12米。台面用十分厚实的木板铺成,走上去很舒服也很踏实。仰头看,四根大方柱把楼的三层凌空擎起,很是壮观。据说这样的三层古戏楼,全国仅存三座,除北京故宫的畅音阁、颐和园的德和阁这两座皇家戏楼外,悬鉴楼就找不到对手了。
悬鉴楼不只是高大壮观,而且装饰得美轮美奂。记者在楼里楼外、楼上楼下走了一圈,仿佛走入了一个木、石、砖雕的艺术长廊——下面的石柱础,上面的木结构上,两山墙凸出的青砖上,都成了雕刻工匠施展才华的地方。座座柱础、层层飞檐上细腻繁复而生动的雕刻,使这座壮观的楼宇不显得凝重肃穆,而洋溢着灵秀清奇的韵味,让人对古建筑装修的个性化、艺术性、复杂性无限感叹!徐东说,已故建筑学界泰斗、原中国古建筑学会会长杨廷宝先生对悬鉴楼情有独钟,亲自带领研究生对该楼进行了详细的测绘、拍照,赞之为“华夏古戏楼的典范之作”。
与悬鉴楼左右陪衬的建筑物是钟鼓二楼。东侧的钟楼高悬巨钟,巨钟高近两米,重1250多公斤,撞响时十里有声,人称“聚将钟”;鼓楼在西侧,悬大鼓一面,相传大鼓一击,山摇地动,人称“助威鼓”,可惜原鼓已失。钟鼓两楼皆是两层起架,八角腾空,各用16根木柱支撑,顶盖琉璃,闪闪发光。
| 辉煌壮丽天下第一|
悬鉴楼并不是山陕会馆最高的建筑物。走过青白方石交错铺设的万人庭院,就是建在高高月台上、通高达34米的连体建筑大拜殿和大坐殿。大拜殿是昔日聚会和祭拜关公的地方,而大坐殿是关公的神位所在。因地位重要,这两座建筑装饰得更是细致繁复。会馆的彩绘已经被岁月剥蚀殆尽,而大拜殿屋顶彩绘保存尚好,让人可以想象到从前的金碧辉煌。殿内的木雕、石雕和殿前月台的石雕让人目不暇接,这里几乎集中了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悬雕、线雕等所有雕刻手法,雕刻内容取材也丰富广泛,既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等文学名著故事,又有民间传说《赵彦求寿》、《赵匡胤输华山》等,还有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制度、生活场景的《渔樵耕读》、《十八学士登瀛洲》等。
山陕会馆如今是社旗县博物馆。从会馆保存的资料来看,这里是一个令古建筑专家流连忘返的地方。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郑孝燮曾在此感叹:“高楼杰阁,巧夺天工,精雕细琢,锦绣装成,公输匠艺,壮哉斯馆。”而看惯了壮丽故宫的原故宫博物馆副馆长单士元来到这里也沉醉其中,认为在中国的众多会馆建筑中,社旗的山陕会馆“辉煌壮丽,天下第一”。
社旗山陕会馆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那是中国古建筑艺术臻于完善的最后一个高峰期,建造者当初“运巨材于楚北,访名匠于天下”,用材之优,延聘名匠之多,冠绝一时。各地能工巧匠会聚在会馆工地,各展绝活,因此建筑和装饰艺术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而北方古建筑的雄浑壮观与南方古建筑的严谨柔美融为一体,更使其成为中国古建的经典之作。因为会馆的建筑格外雄伟,民间传说这里是慈禧的第13别宫,但其实查无实据。只是大坐殿廊檐两侧有斗大的石雕“龙、虎”二字,据说是慈禧的亲笔。
采访中,记者问起儿时听说的春秋楼。社旗人说,春秋楼是会馆的一部分,在大坐殿的北面,高38米,因为楼内塑有关公夜读《春秋》泥像而得名,是以前会馆的最高建筑。春秋楼结构独特,远远看去,最高的一层如同悬在空中,所以人们说“社旗有座春秋楼,半截还在天里头”。可惜的是,这座楼100多年前被捻军一把火焚毁了,据说那火烧了几天几夜,四五十公里外的南阳市都能看到火光。
毁掉100多年了,如今南阳的童谣还在传唱,看来这春秋楼确实不凡。
流水载来的繁华
| 一条河的前世今生|
英国人贝思飞在他的书中写道:“……总之,赊旗镇一直是全国最富有的商业贸易中心之一。”在明代的河南地图上,还找不到赊旗镇这个地方,但到了清朝,这个镇迅速成为商业重镇,并将繁华维持了两个世纪。正是承载了盛世繁华,社旗山陕会馆才成为“天下第一会馆”。
赊旗镇是作为南方和北方物流中心而迅速崛起的,这里有幸成为著名的水陆码头,河里千帆竞扬,岸上驼铃鸣响。南方的木材、布匹、茶叶、瓷器,北方的棉花、粮食、药材在这里汇集、流动,而本地的酿酒业、制药业和食品加工业等也迅速成长,使得这里成为商机无限、生机勃勃的名镇。
而这一切都和一条河流有关,那就是如今已经载不动小木船的唐河。站在已无帆影桨声的唐河岸边回想如烟往事,让人不由得想起任贤齐的歌:“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事知多少……”
又站在了唐河岸边。
蓝蓝的天宇下,青草从远处漫过来,殷勤地亲近着缓缓柔柔的河水。眼前的唐河算不上丰满,可也不瘦小,河流在原野上宛转飘逸如练,从容而舒展。古人说“青青河边草,绵绵思远道”,那是因为对他们来说,河流都是通向远方的路。社旗就在唐河上游,不过几十里路之遥。搁在100多年前,如果我有雅兴,就可以雇条小船,听着艄公咿咿呀呀摇着橹,去赊旗镇继续我的采访。但如今不行了,这条河流已经载不动船只。
据社旗县委宣传部部长关玉国研究,为兴建社旗山陕会馆捐银的,有大德玉、大泉玉、大升玉等商号,而这三家商号都是在俄国恰克图经营茶叶的“国际性”大商号。同时捐银的还有盒茶社、蒲茶社和兴隆茶店等。据《茶叶杂咏》一书记载:“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运河南再销关外。”当时山西商人把福建、浙江的茶叶先集中到江西,把湖北、湖南的茶叶先集中到汉口,然后一路北上到内蒙古,再穿越大漠,到达恰克图,进而深入西伯利亚,直至俄罗斯心脏圣彼得堡、莫斯科。
这是继古代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清代兴起的又一条贯通欧亚大陆的国际商路,一般称之为“茶叶之路”。这条商路贸易额巨大,曾经占到俄国进口贸易额的40%。关玉国认为,山陕会馆的碑记中提到的茶叶大商号很多,这表明那些茶叶大部分是由长江经汉水北上,沿唐河到赊旗镇,再转陆路经平顶山、洛阳,过黄河穿山西到达内蒙古的。如此说来,唐河是这条“茶叶之路”上重要的一环。
经唐河北运的当然不只是茶叶。作为南方水路交通和北方陆路交通对接的地方,唐河一带成为盐、药材、棉花、布匹、木材等很多重要物资的中转站,而在这一区域,赊旗镇无疑是运作最为成功的水陆码头。
| 诚信碑成就商业巨镇|
社旗山陕会馆的南边,是清代繁华的瓷器街。如今这条街基本上保持着原貌,灰砖灰瓦的两层建筑看上去古朴大方。社旗的朋友郭金发、杨银鹏、徐东等人陪着我走过这条古街,又来到东边的铜器街。他们说,原来的赊旗镇街道都是分行就市,共有72条街道。我们的目的地是赊旗镇的老码头,这里是一个自然形成的马蹄形河道,码头早已废弃了,如今只有一潭沉寂而乌黑的死水,但宽阔的河道,还依稀能让人想象从前的喧闹和生机。
清朝康熙年间,社会趋向稳定,中国经济再度复苏,商业渐趋繁荣,沉寂的唐河上帆影桨声又稠了起来。当时,南来北往的货物,急需寻找一个适合“南船”与“北马”两种运输方式转换的“交换站”。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颇有经济眼光的裕州(今方城)知州董学礼招流民数十人,在潘河、赵河汇入唐河的三河交汇之地兴隆店起集,名叫“兴隆集”,这就是赊旗镇的前身。应运而生的兴隆集发展迅速,到雍正初年规模初具,有了20多家“贸易公司”——当时称为“过载行”。
山陕会馆马王殿前的一块《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概》石碑,让我们看到了赊旗镇最初的发展过程:“赊旗店,四方客商集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卖载者二十多家……”
这块公元1724年立的石碑,现在被称为诚信石碑而很受关注,据说这是最早的商业行规碑记。它解决了赊旗镇初兴时的大问题。由于战乱之后商业初兴,那时的商业规则很不完善,连称量货物的单位都不一致,有十六两秤,还有十四两和十八两的秤。有的商人投机取巧,在秤上玩弄花样,牟取非分的利益,这大概是古今奸商的通用手段。在200多年前的赊旗镇,呵斥这种行为声音最大的,不是客户,不是消费者,而是其他商人!
当时所有的商人“齐集关帝庙”,公议“秤足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公平无私,俱各遵依”。对于不守规矩的,先用民间的办法处罚:罚戏三台;再不行就“举秤禀官究治”。为了保证规则长期有效,商人们“禀明县主蔡老爷”,得到批准后,刻块石碑立了起来,希望“永除大弊”。这块石碑对于赊旗镇的诚信经营影响深远。山陕会馆大拜殿前的石牌坊顶上透雕有福禄寿三星,徐东说,按照赊旗人的说法,老秤是以南七星、北六星,加上福禄寿三星共十六星组成十六个秤星,不忠不信、缺斤短两的商人,会折福折禄折寿。
单就这块石碑而言,或许并没有太多深刻的意义,但刻立石碑的过程,却展示了当时赊旗商人们强烈的公益意识和良好的自我组织、自我约束能力。对于一个初兴的商业城镇来说,这或许是决定其发展前景的重要因素。后来在赊旗镇广泛存在的同乡会和商业行会,都是这种意识和能力的完善,而山陕会馆,也是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产物。
随着整体诚信形象的树立,这个小镇声誉日隆,重要性日显,成为“北走汴洛,南航襄汉,西趋川陕,东进皖浙”的全国性交通和经济中心。客商争相来到赊旗镇投资,购地建房,开设门店。据说当时有13省商人在赊旗镇经商,除山陕会馆外,社旗如今还保留着福建、江西、湖北等地商人建的会馆。这些会馆虽然规模远不如山陕会馆,可也自有精致生动的南国韵味。商业中心的形成和外地客商的到来,带动了本地酿酒、制药、铜器加工等手工业的急速发展。清朝雍正年间,赊旗镇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到乾隆年间,已经成为长2公里、宽1.5公里、人口13万多的商业巨镇。
| 繁华衰落一梦间|
赊旗镇的鼎盛在乾隆、道光年间。那时候的潘河、赵河边,东南来的船队似游龙接连不断,西北来的马帮车辆如流水川流不息。据资料记载,当时赊旗镇上的大商号吞吐量惊人——花布行50多家,每天可成交棉花5万余公斤、土布7000余匹;八大粮行日交易小麦、高粱、玉米、绿豆10余万公斤,仅“通盛行”一家,每天都要动用大车400辆、小车20多辆、骡马40多匹、挑担人夫1000多人。镇上500多家商行经营百货,21家骡马店朝夕待客,48家“过载行”日夜装卸不停,所以当时人说“拉不完的赊旗店,填不满的北舞渡(位于今舞阳县的水运码头)”。
赊旗镇上的加工业随之繁荣。当时镇上有9家染坊,最大的一家日染青蓝布300多匹。酿酒业更为发达,最盛的有“永禄美”、“永隆统”、“玉泉”、“光辉”、“永乐”、“正兴隆”6家酒馆,当时赊店酒行销冀、鄂、桂、粤等十数省。建山陕会馆的时候,酒业行会“酒仙社”没少拿银子。而南阳、唐河、方城、泌阳四县的厘金(税金)总局也设在了赊旗镇,“老一”是三品大员。
当时的赊旗镇极为热闹,传说数公里开外就能听到镇内的喧闹。
英国人贝思飞在《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中写道:“豫西南的赊旗镇曾是通过唐河和白河运往汉口的货物集散地。从蒙古和西北来的商队也在那里逗留,将带来的货物装上船;那些从南方来的满载货物的船只,在返回之前先要卸货。总之,赊旗镇一直是全国最富有的商业贸易中心之一,直到铁路兴建给它带来巨大的冲击,它被剥夺了所有的商业活动,除了麻油、白酒和其他一些产品的地方交易外。到了(20世纪)20年代,它已经沦为满是尘土的小市镇了。”
对于今天的社旗人来说,贝思飞的叙述苦辣酸甜味道复杂。京汉铁路通车后,沿线的郑州等城市勃然兴起;茶叶、布匹等走海路从上海到天津,沿海城市迅速崛起,光芒四射。而繁华了两个世纪的赊旗镇和其他因河而兴的交通中心一样立刻黯然无光,仿佛一夜间繁华成梦。
但贝思飞的描述并不完全准确。记者在社旗一所清代民居——姜家大院采访时,遇到了居住在院内的78岁老人郭宝忠,他从小和爷爷在赊旗镇东的一个大菜园种菜,那时镇外有四五个几十亩大的菜园。老人说,那时码头上每天还有几十条船,都不大,每船拉纤的只要两三个人。街上经常可以看到西北来贩盐的骆驼,镇上还很热闹,深夜都有卖粽子、糕点的。那时赊旗的手工作坊很多,锁、火锅、烟袋锅等铜器,泥屐(旧时雨天的鞋套)和雨伞等都是镇上有名的特产,因此在京汉铁路通车后的几十年,依靠发达的手工业,赊旗镇的日子还过得去。本来这个地方有希望转型为制造业中心,但严重的匪患和连年的战乱,毁掉了这个希望。
郭宝忠1940年进城当学徒,可那时兵荒马乱的,各行都不景气。他先在铜器铺当学徒,铜器铺倒闭后去了烟厂,可不久因为日货横行,烟厂也倒闭了。后来他到一杂货铺学做果子,解放时,身为地主的老板仓皇逃跑,杂货铺随即关了门。
老人的叙述,让我看到了这个城镇繁华逝去时凄凉的背影。
百年接力打造“天下第一”
如果郑州有一座楼盖了20年还没盖好,一定会被认为是烂尾楼;如果有一组建筑从上世纪初的清朝末年开工建设,持续在施工,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建好,你会有何感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社旗山陕会馆每座主体建筑的建造时间都在20年以上,加上被捻军部分焚毁后的重建,整个会馆的建造共用了136年的时间。这样的建筑工期足见古人和今人在时间问题上的追求迥然不同,注重现在的我们不能不向看重未来的古人追问:为什么会这么久?又为什么能这么久?或许正是凭借这样的速度,工匠们精雕细琢出一组精致得无以复加的建筑群。一部山陕会馆建筑史形象生动地折射出了赊旗镇近两个世纪的繁荣与辉煌。
“一次规划到位,数十年、上百年分步实施,这样的承续性在城市建设中难能可贵!与如今不少地方这任领导建、下任领导扒的短期行为相比,古代的赊旗镇是个讲规则的地方。”社旗县委宣传部关玉国部长对此十分感慨。
| 旷日持久的接力工程|
在山陕会馆的后院,记者看到考古人员正在清理、发掘春秋楼遗址。这座名楼的地基轮廓已经出现,不少地方的砖头都被烧成了红色,挖出的石条看着挺完整,可一碰就酥了。拿起一块红砖头,社旗县委宣传部的杨银鹏摇摇头说:“地基下都烧成这样,可见140多年前的那场大火是何等惨烈。”
春秋楼是社旗山陕会馆的第一座建筑,1756年筹建,用了27年的时间才完工。记者发现,会馆的主体建筑建造时间都在20年以上。杨银鹏说,这个会馆“无木不雕,无石不刻”,它的壮观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但它装饰的精致超出了今天人们的想象——建筑工期长的主要原因就是工匠们精心雕刻,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到了极致。从工期之长,也可以看出建筑费用的巨大。
在山陕会馆之前,其实赊旗镇已经先后有两座关帝庙。
赊旗镇起于康熙年间,兴于雍正年间,在乾隆、道光年间达到鼎盛。这个原本只有数十村民的过路小店,吸引了来自全国10多个省的商人,迅速拥有了13万人口。一个小地方短时间内汇集了这么多游离于封建体制之外的流动人口,复杂的南北文化和不同的利益群体在这里相互撞击,于是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如何建立正常的秩序,避免混乱和恶性竞争从而确保长期的繁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乡会、行业协会等各种民间组织逐渐自然地产生,成为协调关系、保证整体利益的主要力量。山西和陕西商人开发赊旗功劳最大,人数也最多,处于全镇的商业领袖地位,他们的同乡会叫“鼎元社”。为了建立彼此联系的有形纽带,他们在康熙、雍正年间已经先后建造了两座关帝庙。前文所说的《同行商贾公议戥秤定规概》就是商人们齐集在大关帝庙制定的。
据会馆现存的《创建春秋楼碑记》说,在赊旗兴旺之初,山陕商人就谋划建造一座大会馆,可担心工程费用过于巨大,恐怕难以为继。乾隆年间,赊旗镇逐渐走向鼎盛,商人们赚得“盆满钵满”,为谋求更大发展,于是山陕商人筹划建造一个与繁华的赊旗相称的超豪华会馆。
这是个没有一文钱官方投入,全是民间自发筹划、捐资的宏大建筑计划。据《创建春秋楼碑记》石刻记载,当时有408家商号参加捐资,多的450两白银,少的800文铜钱。
同乡会有选举产生的“领导”,叫“会首”或“首事人”,他们“毅然以为己任”,以精明的商业头脑审查、完善设计规划,有的负责“遍访天下名匠”,有的负责“运巨材于楚北”,有的负责管理账目。当然,他们干这些事都是义务性的,利用的是业余时间。
27年后,当筹划者们由身强力壮变得两鬓苍苍的时候,春秋楼竣工了。《创建春秋楼碑记》中表达了筹划者们初战告捷的轻松喜悦:“第见洛洛巩固,迥出霄汉,金碧辉煌,光映日星。试置身其上,凭眺宇内,皆在远瞻旷览中。而翘首南向,又若可俯视焉,巍巍乎登临岳之峻,初不知身向碧云也。”
40年后,大坐殿、大拜殿、悬鉴楼陆续竣工。又经数年,附属建筑竣工。这样经过70多年时间,辉煌壮丽的山陕会馆矗立在了赊旗镇的闹市中。传说从唐河上来的船只,离城十数里,就能看到这座壮观的建筑。筹划者当初的规划梦想成真,可惜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全部不在人世了。或许他们早就知道,自己只是在一次长途接力中跑第一棒,胜利的终点注定是要留给后人的。
| 会馆的毁灭和重生|
金碧辉煌的山陕会馆其实只在赊旗镇完整地展示了30来年。
住在山陕会馆西辕门外的杨骏声今年75岁,到他这一辈儿,杨家已经在赊旗镇住了4代。老人说,他小时候山陕会馆是夏天纳凉的好地方,蹲在大拜殿闲聊的人们喜欢说会馆的古景古事,话题常说到“火烧春秋楼”上。
1857年八月十五,捻军趟主王党率万余人从确山打到赊旗镇。兴起于太平盛世的赊旗镇毫无防守能力,连城墙都没有,而又“富得流油”,自然成为捻军筹集军费的最好目标。富商们别无去处,带着财宝上了春秋楼,希望居高临下抵挡一阵。春秋楼楼高墙厚,王党毫无办法,这时有人献计:“要想火烧春秋楼,只有用被子浇桐油。”王党恍然大悟,令人从商铺中抢来大量桐油和被褥,扔到春秋楼下点起了火。转瞬间,熊熊烈火腾空而起,火光冲天,烟雾弥漫,万片琉璃瓦劈啪乱响、四处乱飞。那些春秋楼建造者的后人连同他们积聚多年的家产在极端痛苦中与春秋楼一同化为乌有,而王党们也两手空空而归。大火燃着了春秋楼及其周围很多房屋,烧了七天七夜。火灭后,整个山陕会馆只剩下一座悬鉴楼。据说这座悬鉴楼是当地人拼了性命才保护下来的。
遭受重创的赊旗镇并没有被击垮。春秋楼被焚后的第二年,山陕商人发起集资建筑城垣的活动,短短两年之后,长数公里、高三丈有余的砖砌城垣巍然落成。
同治初年,赊旗镇依旧舟楫如梭,车水马龙,生意兴隆,于是山陕商人又燃起了对这块土地的热情。1869年,山陕同乡会和地方各商号再次自发捐资,重修会馆。连同此前先行修建的钟鼓楼,这次重建共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到1892年,除春秋楼及其附属的刀楼、印楼未建外,基本上恢复了会馆昔日的皇皇大观。可惜此后山陕同乡会内乱纷起,春秋楼再也没有恢复,只能成为人们的记忆。
就这样,用了136年的时间,经历了清朝由鼎盛到衰落的6个皇帝,才成就了如今被古建筑专家赞誉为“辉煌壮丽,天下第一”的社旗山陕会馆。
清朝时山西商人虽然“富甲天下”,但他们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用乾隆皇帝的话说:南方穷人看着也很富,山西富人看着也可穷。一贯节俭的他们为什么会建这个超豪华会馆?只是为了“通商情、敬关公”什么的,似乎也不用耗费多年时间建这样壮观无比的会馆。我觉得应该还有别的原因。
傲视南北数省的超豪华建筑自然声名远播,大大提升了赊旗这个新兴商业重镇的形象,让人对此地刮目相看。对于以商贸为支柱的赊旗镇,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从“运巨材于楚北,访名匠于天下”,热热闹闹兴建春秋楼开始,到堪比皇宫戏楼的悬鉴楼落成,赊旗镇不知道“赚”了多少眼球,吸引了多少议论。所以我觉得,以勤俭闻名的山陕商人自愿集资兴建这样一个华丽会馆,大概是拨拉过算盘珠子的。果真如此,算他们懂炒作。赊旗镇盖压唐河流域其他码头,商业繁荣持续近两个世纪,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 壮丽会馆的无形支撑|
会馆现存一通《南阳赊旗镇山陕会馆铁旗杆记》碑,记述了全国最大的铁旗杆诞生的过程。在原来的设计中,只有一对木旗杆,这铁旗杆居然是“计划外”的。碑记说,会馆建成后,所募集的银子还剩余了3000多两,而“庙之壮丽不可有加”,这银子又没法退还,于是决定铸造这两三万公斤重的铁旗杆。
过去只听说有“钓鱼工程”,需要不断追加资金,没想到负责建造会馆的“首事人”如此清正廉洁——几十年中应该换了不少届“领导”,居然没人吃点回扣,或者“吃喝嫖赌”报报销,那个没发票的年代,怎么样还不能把银子折腾光?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408家商号会对一项持续数十年、上百年的工程放心大胆地捐出钱来。
会馆建了100多年,什么力量能延续百年而不致衰竭?又是什么机制确保了百年工程的实施?有人说,是“会”这种民间组织的力量,这种自发的组织对人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山陕商会一般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首事人秉公办事,他们轮流换班,均须协力举善,勿得徇情;又设有司事、夫役及香工等管理会馆事务。像建造社旗山陕会馆这样的工程,每一笔支出都要公示于众。
这种民间组织的约束力从何而来?我记得第一次看到“会”这个名词,是在上个世纪被称为80年代“管理新潮四重奏第一乐章”的《Z理论》中。日籍美国人威廉·大内在他的这本书中说,在美国的亚洲侨民中,华人做生意成功的最多。他认为其原因是华侨比较容易筹集到自己需要的资金,因为华人中有一种叫“会”的筹资方式。比如有10个人,第一个月9个人把钱给一个人,“抬”起他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依次类推,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需要的资金。在联系紧密的华人社会,一个人若在“会”中不守信用,那他就会被整个华人社会排斥,他的家族也会名声受损。因此,这是一种有强大约束力的结合,人们彼此信任,使“会”成为常用的筹资方式。
从前的中国,这样的组织形式广泛存在,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有合法的,也有半合法半不合法的。这种组织一般都叫“会”或“社”。那时最基层的政权是县级,他们面对的不是单个的农民,而是有各种自发组织的整个农村社会。近年来,国内对中国曾经广泛存在的自我管理组织的研究逐渐增多,用系统科学的话说,这种自然出现的自我管理叫自组织,被认为和生命系统或有机组织相似。商业活动中,这种组织一般叫会馆、公所或同乡会。当时这种商人的自我管理非常有效,比如赊旗镇从裕州知州董学礼起集以后,没听说官府怎么插手,赊旗的商业游戏规则就确立了。社旗山陕会馆能经136年的建筑接力而成为今天的“天下第一会馆”,也正因为这种无形支撑的存在。
上世纪50年代初,这一类组织在中国被视为“封建”而统统遭到禁止。后来的中国,人际的联系基本上都是通过正式的组织来实现了。
古代商业文化的标本
| 它像一位忠厚长者|
在当上皇帝之前,赵匡胤某天独自到华山旅游。在华山之巅,他看到一白须飘飘的老人棋艺高超,遂提出要跟老人下一盘。老人瞄了他一眼,悠悠说道:“我可以跟你下,但要拿脚下这华山做赌注,你要输了得把这华山给我。”赵匡胤想,自己一介武夫,与华山什么相干?于是爽快地答应了,结果他很快就把华山“输掉”了。若干年后,赵匡胤做了皇帝,想起往事,就下令免去了华山的赋税徭役。那老人原来是隐居华山的陈抟老祖。
社旗山陕会馆有不少类似“赵匡胤输华山”的石雕,这些石雕告诉人们:无论神仙、皇帝,都要诚信无欺。
社旗山陕会馆的琉璃照壁上,蝙蝠、蜘蛛分布在牡丹、竹子和龙、狮子的周围,到处都是。
站远了看,社旗山陕会馆的琉璃照壁五彩缤纷,各种颜色的琉璃植物、动物、神兽和字镶满了100多平方米的照壁,色彩炫目,内容繁复。在社旗朋友杨银鹏、徐东的指点下,我才看清楚大概分几个组块,但对为什么有恁多蝙蝠和蜘蛛还是很不理解。徐东说,古人喜欢讲谐音,蝙蝠是遍地是福的意思,蜘蛛代表珍珠和财富,在会馆后面的建筑上还有小猴子拿根长竹竿捅马蜂窝的石雕,意思是“封(蜂)侯(猴)”。这些跟我们现在把“福”字贴倒,把“寿”字写得长长的是一个道理。想不到才隔了一二百年的时间,我们和古人对蝙蝠和蜘蛛的感觉竟然差别那么大。
照壁的北面有两尊巨大的石狮圆雕,西边雌狮的背上有只嬉戏的小狮子,雌狮慈母般扭头回顾,组成一幅很祥和的画面。记得著名学者李泽厚说,明清的石狮没有了以前的威严,变得像猫狗般驯顺。这座石狮大概达到了“驯顺”的极致。我觉得,这是商家阴阳交泰、和气生财思想的反映,表明商人建造的会馆不打算追求官衙的庄重肃穆,而着意营造和谐亲切的氛围,和照壁的俗艳一样,体现的是大众化世俗化的审美追求。徐东说,这雌狮本来还抱着只小狮子,可惜上世纪40年代被日本飞机撂的炸弹给崩得“母子离散”了。
这还不是会馆里最可爱的石狮。在大拜殿的石牌坊前,有一群模样可爱、形态各异的小狮子立在石柱上,这些狮子的个头比狮子狗大不了多少,看上去活泼可爱。这组石雕叫“群狮迎宾”。
行走在辉煌的山陕会馆,我感觉这座古建筑如同一位忠厚长者,让人尊敬也让人想亲近。社旗人说,以前会馆不卖票,是敞开式的,可以随意出入。甚至壮丽的悬鉴楼下层的敞开式过道,到晚上就成了全镇乞丐的“窝”。一般人更是可以随意到会馆拜神、看戏。 悬鉴楼北面的中心庭院,全用一尺见方的青石和白石交错铺设,中间是甬道,据说这个庭院席地而坐可容万人。来这里看戏是免票的,不管来什么样的戏班子,来多大的“腕儿”,镇上和附近的老百姓都可以扶老携幼前来观看。东西两侧的廊房都是两层高,看戏时这里是包间。50来个包间可以招待头面人物及其家眷500来人。
75岁的杨骏声从小在会馆附近长大,他说“老家人”(当地人对山陕商人称呼的感情色彩不同,他们称陕西人为“老陕”,称山西人为“老家人”,因为这一带人大多是明初山西大槐树移民的后裔)走后,会馆春、夏、秋仍各有一次盛大的庙会,其中秋天的最热闹,因为那个时候四周的农民比较闲,手里也比较有钱。由此看来,让人免费看戏并不是没有目的啊。
悬鉴楼的戏台上有两副对联,一副是“幻即是真世态人情描写得淋漓尽致 今亦犹昔新闻旧事扮演来毫发无差”;一副是“还将旧事从新演 聊借俳优作古人”。对联写得很有文化,但太夸张了,就说这山陕会馆的“旧事”,谁能扮演得“毫发无差”?已经远逝的生活,恐怕是不能原貌展示出来的,除非时空倒转,让我们回到从前。
| 关公为什么成了财神|
流连在社旗山陕会馆,记者觉得这座古建筑像一篇风格华丽的名家文章,层层渲染处处烘托,着力营造磅礴气势。
30米高的悬鉴楼前是10米多高的照壁和近20米高的铁旗杆,后面是高达34米的连体建筑大拜殿和大坐殿,再往北原来建有38米高的春秋楼——从前到后,建筑物依次增高。这条中轴线的两侧,分别辅以“八角腾空,两层起架”的钟楼、鼓楼,连绵百十米的东西廊房,气宇轩昂的药王殿、马王殿。这样的结构营造出错落幽深、蔚为壮观的气象。而这篇鸿篇巨制所要表达的主题,是关公。
山陕会馆从头到脚都和关公有关。照壁上“义冠古今”是赞誉关公的;东西辕门和铁旗杆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悬鉴楼戏台过去有一个牌子,上书“禁演三国”四个大字,据说其实只是禁演“走麦城”,而其他三国戏中扮演关公的演员必须先焚香拜了关公才能上台演出;而大拜殿、大坐殿和毁掉的春秋楼,更是关公的“地盘”。
关羽不是一个如今天比尔·盖茨般在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的人,为什么受到商人们的顶礼膜拜?有研究者认为,这不仅仅因为关羽是山西人,也不只因为他受到统治者的极力推崇,更重要的是因为关羽的义薄云天。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看重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荀子说:“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所以从根儿上说,山陕商人敬奉关公,是传统儒家文化对商业的影响。明代山西蒲州商人王文显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
社旗山陕会馆的雕塑中有特别世俗的东西:狮子的脚下踩着钱串,仙人的旁边搁把算盘。这样的内容进入高雅的雕塑艺术,不知道是不是中国商人的独创。这些雕塑表明,商人们不打算掩饰自己对金钱的渴望。事实上清代山西商人是非常崇商重商的,很多大家族让一流材质的子弟学习经商,二三流的子弟才读书求仕。有人风趣地说,清代山西人在商业上的极大成功,是因为他们以自己的“好马”与别省的“劣马”赛跑的结果。
但山西商人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深受儒家影响,他们讲究见利思义,认为义与利相济相通。当时商人讲究的是所谓“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他们敬奉关羽,是把关羽作为义利观的精神偶像了。
古代官衙都竖着“公生明”的石牌坊,但并不表明牌坊后的大堂上坐着的都是清官;商人推崇“忠义”二字,也免不了有人为了私利不择手段。不过研究者发现,清朝山西商人基本上能诚信经营,不少人因此成为巨富。
社旗山陕会馆《公议杂货行规碑记》规定:“买货不得论堆,必要逐宗过称,违者罚银50两”,“落下货本月内不得跌价,违者罚银50两”,“不得在门口拦路会客,任客投至,违者罚银50两”,“不得假冒名姓留客,违者罚银50两”。规范经营,以信取人,这是晋商的经营特色,也是他们成功的重要原因。
| 留住诚信之根|
清朝同治年间,商人们集资在赊旗镇北面的潘河上建起了一座大石桥。这桥修得有点“缺德”:太低矮,桥洞根本过不去船。其实这座桥本来就不是为了方便两岸人过往,主要就是要阻截船只北上方城。桥建起来以后,方城刚兴起的码头上一只船也没有了!那里的商人把赊旗商人告上了法庭,但却没打赢官司。
愤怒的方城人利用地处上游的优势发动了报复。据《方城县志》记载,商人们用杉篙把大铁锅像穿糖葫芦那样穿起来,中间塞满石头,堵塞了潘河的发源地黑龙潭——“你不让船上来,我不让水下去”。民间传说那黑龙潭的泉眼通往“海眼”,就是与“地下海”相通,这一堵,潘河连同唐河“流细船减”。唐河水小了,没法行大船了,赊旗镇也就衰落了。
后来,两败俱伤的两地商人经过协商,把堵黑龙潭的石头和铁锅取了出来,可泉水比以前差远了,民间的说法是泉水被“憋回去了”(也有人认为唐河流量减小,主要是水土流失等环境变化造成的)。
这种事情出在立了诚信碑的赊旗,只能说明古代商人对诚信的理解有很大的局限。
19世纪末,因为交通原因和国家的衰弱,赊旗镇的生意不景气,而此时会馆管理陷入混乱,全镇商业规则丧失,加速了赊旗镇商业的崩溃。
社旗县委宣传部部长关玉国对赊旗镇的兴衰做出了自己的总结:“兴也交通,败也交通;兴也诚信,败也诚信。”强烈的对比,让社旗人喊出了自赊旗镇衰落后积聚百年的心声:打造诚信社旗!记者在采访中深深感到,如今的社旗人正在为此努力。
社旗县成立了社旗历史文化研究会。关玉国说,历史留给社旗的,不只是一座辉煌的建筑,还有珍贵的精神遗产,研究发掘这笔精神遗产中的精华,是打造诚信社旗的根基。
社旗山陕会馆及其周围的大面积清代民居目前基本保持着原貌,在现代步步进逼、传统步步退缩的今天,这些建筑别具韵味和魅力。2002年以来,社旗县政府聘请国内专家编制保护和利用规划,计划用5~10年的时间,全面恢复赊旗古镇的历史风貌。
关玉国说,南阳市委书记何东成对山陕会馆很重视,提出要把南阳府衙、内乡县衙的官衙文化,社旗山陕会馆的商业文化和仲景祠的医药文化进行整体包装,让南阳的传统文化优势重新闪耀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