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时，将一尊宋陵客使石雕头像交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这一轰动世界的新闻，记录了中国政府通过国际刑警组织成功追回被盗国宝的瞬间。

那尊头像，是1996年11月26日被几个盗贼从永泰陵石雕客使的身上野蛮割下的。1997年初，该头像被广州商贩转手于香港商人，后屡屡转手，从香港到了美国，成为美国伯恩斯坦拍卖行的待拍品。拍品名录中写道：此拍品出自中国河南省巩义市。

如今，这尊被追回的头像珍藏于巩义市博物馆，和位于永泰陵神道西侧的身体分着家。

毁掉容易还家难，守望宋陵的石雕能在宋陵的一切几乎都被洗劫后，还存留下一部分赐予今天的我们，实乃我们天大的幸运。

清明时节，记者拜访了北宋七帝八陵。北宋九帝中除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去囚死在漠北外，其余七帝均埋葬在巩义，加上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的陵墓，统称“七帝八陵”。那掩映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高楼乃至烟囱之间的宋陵石雕在凄风苦雨中坚守的景象，叫我遥想，让我遐思……

| 历尽劫波石像在|

宋陵被历史的尘埃湮没得太久了，被今天的风雨吹打得太苦了。

而今，大多数帝陵的坟冢孤寂地横亘在地平线上，荆棘和荒草像历史老人的千丈白发，诉说着它们的千年愁绪；大多数帝陵的石雕造像头缺腿残，沐浴着工业时代的黑风酸雨，遭受着从来没有过的侵蚀；大多数守望皇堂（地宫）的石狮半埋于黄土，于青青的麦苗丛中艰难地探出头来呼吸着不再清爽的空气……

清明时节，穿行在巩义市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16公里，总面积约160平方公里的北宋皇陵区域内，我的耳畔总萦绕着罗大佑那首叫《鹿港小镇》的歌儿——“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门上的一块斑驳的木板刻着这么几句话：子子孙孙永保佑世世代代传香火……”

如今，北宋皇陵区工厂林立，巩义市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全国百强县（市），但也失去或正在失去他们拥有的——宋陵及其石雕。“20年前，石像纹饰很清晰，现在越来越模糊了，这都是酸雨腐蚀造成的。林立的烟囱就在陵墓的跟前，石像也被染得黑头灰脑的。”站在宋神宗永裕陵前，巩义市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傅永魁对记者说。

靖康之耻，北宋灭亡，自是之后，中原一带王气尽收。在金军入侵巩义后，前后经营160多年、殿宇相接、松柏如织、墓冢棋布、石刻林立（北宋皇陵区内计有帝后、皇家子孙及大臣附葬墓1000多座，各陵区还设有寺院专门为亡者超度灵魂，而守陵部队官兵则有2万多人）的赵宋陵庙轰然颓圮，不仅墓地多次被盗，皇帝被抛尸荒野，连墓前的石像都苦难连连了。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宋陵上宫建筑金碧辉煌，下宫祭器耀眼夺目，抢掠之祸当在必然。金军把地上的东西哄抢一空后，转而挖坟掘墓——小墓揭顶，大墓挖洞后缒绳而下。一时间，宋陵区烟火弥漫，尸骨遍野。

南宋三京淮北宣谕使方庭硕奉高宗之命到巩义谒陵，见到“永昌陵（宋太祖陵）以下皆惊犯，泰陵（永泰陵）至暴露（哲宗的尸骨被挖出来，撒在地上），庭硕解衣覆之”之后，高宗再派正副使朝陵，看到的是宫墙内草木过膝，白骨累累，昔日庄严肃穆的皇陵禁地满目凄凉。回朝后，高宗问及皇陵情况，朝陵使不敢直言，只是说：“万世不可忘此仇！”高宗听后，潸然泪下。

公元1130年，金人在大名府封宋朝的投降官员刘豫为大齐皇帝。公元1132年，“大齐”傀儡政权迁都开封。刘豫任命他的儿子刘麟为“淘沙官”，专事盗墓，于是，北宋皇陵区域内到处都是盗墓的士兵，而被抛弃的白骨则漫山遍野。抢劫之后，为消灭罪证，他们一把火将陵上的建筑尽行烧毁。

刘豫之后，民间盗墓兴起。那时洛阳有一伙盗墓贼，为首者姓朱，他掘开宋太祖赵匡胤的棺木后，看到太祖身上的玉带，就想取下来。但太祖身体肥胖，取之困难，于是他就用绳子绑住太祖的肩膀，然后再把绳子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他想把太祖撑起来，以便取玉带。没想到的是，由于受到挤压，“腐朽”的太祖喷出一口黑水，正喷在朱某的脸上。朱某脸上的黑色此后怎么也洗不掉，于是“朱漆脸”成了他的名字。

后来，“朱漆脸”一伙盗墓贼被官府杀了头，但盗墓之风却愈演愈烈，历元、明、清三代，始终没有停止过。清末民初，有些盗墓贼甚至在这里搭起帐篷，公开盗掘。1931年，巩义的贺某盗掘包公墓，并将墓志抬走。包大人顶着“包青天”的赫赫威名，竟也未能幸免于盗墓之难！

所幸的是，宋陵区域是官地，不准打柴放牧，不准种植庄稼，一直荒芜着。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建筑遗址，特别是石雕像。但民国初年李某办学时，将这些官地予以出租以解决办学经费，之后官地逐渐转化为私人土地，农民为了耕作方便或扩大耕地面积，开始将房基挖掉，将墓冢夷平，将石雕像埋于地下。至此，早已千疮百孔的宋陵彻底面目全非。

解放后，宋陵倒伏或埋于地下的石雕像得到了清理、扶正或粘贴，其原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恢复。但十年浩劫中，宋陵石雕像被当地群众当做“四旧”，不破不足以显示“革命情怀”。

| 十年浩劫再遭难|

穷一国之财，历160多年建造起来的北宋皇陵，其规模远胜过开封的北宋皇宫——开封的皇宫是可以世袭的，但巩义的皇陵却不能，每个皇帝都有自己的陵墓，他的生前所好都必须随葬，而龙子龙孙以及未嫁而亡的公主，则都在这里有自己的“宫殿”。“一个6天的肉疙瘩，死后也被封为王，在这儿也有一座王侯级的‘宫殿’！”傅永魁对记者说。

金碧辉煌的陵墓建筑毁损殆尽，稀世罕有的地宫珍宝被盗掘一空，残垣断壁湮没在农田中，残冢土丘缠满荒草荆棘……一切的一切，都完了，只剩那一座座的石像依然还忠实地守候在陵前——紧锁的眉头，悲哀的表情，拘谨的姿态，一切都是那么庄严肃穆，甚至连老虎都紧咬双唇，仿佛在为皇帝的驾崩而哀痛。

“太凄凉、太悲痛了！这样的表情不招人喜欢，这恰是它们能侥幸留存下来的一个原因。”傅永魁说，“但从艺术的角度讲，宋陵石雕是罕有其匹的，它创造了中国陵墓雕刻艺术新的巅峰，而今，这些石雕更近乎成为宋陵的标志与化身。”

然而，在十年浩劫中，宋陵石雕险被毁坏殆尽。“十年浩劫前，石雕有1450多件，现在只有812件。有的石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做‘四旧’砸毁，有的农民为完成石方任务将石雕炸成石块上交，修电灌站了。所幸‘四人帮’不久就垮台了，不然陵上的石雕都要去支援祖国的水利建设了。”巩义市宋陵研究专家孙宪周感叹道。

宋真宗永定陵的石雕险被烧成石灰。1966年8月21日，芝田公社蔡庄大队支部书记宋仓打电话给傅永魁，说：“村里贫下中农准备往北岭（宋真宗永定陵）破‘四旧’哩！”傅永魁问宋仓怎么个破法，得到的答复是：“把石人拉倒，砸碎烧石灰哩。村南的大石碑（宋代开国大将高怀德墓前的神道碑）已经烧啦。”傅永魁有些急了，当下就说：“仓呀，那可不是‘四旧’，虽说墓里埋的是封建皇帝，可石人都是咱劳动人民用血汗建造的。”“我不好说，那你赶快来，咱商量商量该咋办？”宋仓说。

于是，傅永魁在电影管理站借了一辆自行车，借着月光赶到了蔡庄大队部。这时，破“四旧”的群众正在院内待命出征。面对情绪激动的群众，傅永魁读起了毛主席语录：“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在毛主席光辉教导的指引下，蔡庄的人民群众看清了“革命的方向”，才没有把宋陵当作“四旧”予以铲除。

假如蔡庄铲除了永定陵，巩义市各陵区必将闻风而动，一呼百应，整个宋陵完全有可能毁于一旦。

看看历史，我们觉得好笑。但几十年后，后人看看我们，看看我们在高大的石像群中面无表情地来回耕作，会不会也觉得好笑呢？看看我们在宋陵旁立起一根根吐着黑气的烟囱，烟熏火燎的，会不会感到我们好愚昧呢？

记者无从知道后人对我们的评判，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假如宋陵石雕毁在我们手里，后人的责难是不可避免的。“宋陵石刻是划时代的艺术巨制，对它的保护是刻不容缓的大问题。十年浩劫时‘革命’吃香，现在是发家致富吃香……”孙宪周一声长叹。

石雕虽然是石头的，但在农具的敲打下，在酸雨的侵蚀下，它会龟裂，会风化，会花纹模糊，会走向毁灭。

如今，我们在退耕还林，但能不能退耕以还历史呢？

山高水来的“阴宅吉地”

站在宋哲宗永泰陵高高的陵台上，四望残垣断壁，荒冢野草，想那哲宗的尸骨被金人暴露在陵前神道之上，想那蒙古人控制北宋陵区后将石雕以外的地面建筑“尽犁为墟”，历史的沧桑一如诗歌的诉说：“南朝（南宋）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尽一犁。”

但历史并不都是伤痛，想想哲宗一朝光焰万丈的苏轼、司马光、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等，我们还有什么创伤不能被“大江东去”的壮阔所抚平呢？

立于嵩山之巅的峻极峰上北望宋陵，方知它在河洛嵩邙之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诚如陈寅恪斯言，北宋的皇帝是最具资格躺在河洛文化的母胎上安息的。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王朝如赵宋那样对文人优容宽厚，也很少有哪个王朝如赵宋那样风雨飘摇。

| 宋陵为何选址巩义|

 《史记·封禅书》曰：“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后，以“嵩为中央，左岱（泰山）右华（华山）”，称“中岳嵩山”为“天地之中”。日月为明，山高为嵩。古人说“嵩山如卧”，到了明代，著名文学家袁宏道发现嵩山像一条很清瘦的卧龙，他画龙点睛般地道出了嵩山独具的山体特征。《诗经·大雅》云：“嵩高维岳，峻极于天。”嵩山主峰峻极峰由此而得名。“不来峻极游，何以小天下？”这是宋代名相范仲淹登峻极峰后留下的感叹。

长眠于巩义市宋陵的宋代帝王，脚蹬眼望的就是嵩山，就是嵩山的太室山主峰峻极峰（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及太祖的老爸赵弘殷）及少室山主峰连天峰（神宗和哲宗）。贵为皇帝者也不敢正南正北安葬，宋陵各陵均呈东南—西北方向，与子午线有5～15度不等的偏角，所以看上去它们与峻极峰、连天峰并不在同一条子午线上。连天峰下是名刹少林寺，峻极峰下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峻极峰的东侧是万岁峰，西侧是卧龙峰，万岁峰与卧龙峰犹如宋陵的两个高耸云霄的门阙。

站在峻极峰上北望，但见黄河如带，邙山横亘，东眺是虎牢关，西瞰是黑石关与洛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洛河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河，邙山是阴宅宝地，向有‘生在苏杭，死在北邙’的说法，加之雄关漫漫，好风水呀！”巩义市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傅永魁对记者说。

“这么个易守难攻的地方，为什么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选在巩义建都呢？”记者问。

“这儿是阴宅，嵩山之北是阴，黄河以南也是阴，巩义这地方按古人的说法，就是个阴宅，怎么能建都呢？巩义不像洛阳，在洛河之北，邙山之南，在古人看来是阳宅，是建都的地方。”傅永魁先生说，“更重要的是，巩义这地方符合北宋王室的建陵要求。宋代流行‘五音利姓说’，赵姓属于角音，对应‘五行’中的木，木生东方，阳气在东（开封），赵家皇帝必须在西方安葬，且陵地需要东高西下，所谓‘东高西下为之角地……南高北下为之徵地，角姓亦可居之’。巩义东南多山，峻极峰海拔1440米，西北低垂，邙山海拔272米，且西有洛河北流，注入黄河。按堪舆学说法，南山北水，山高水来就福贵不断，巩义实乃赵宋不可多得的皇家茔地。”

公元963年，赵匡胤命“司天监（掌天文、历法、祥瑞、兆候的机关）赵修己、内客省使王仁赡等改卜安陵（即永安陵，起初赵匡胤的老爸宣祖葬在开封的东南隅）于西京（洛阳）巩县之邓封乡（今巩义市西村镇常封村）”。

赵匡胤把他老爸赵弘殷安葬在巩义，还有更深的考虑，那就是为迁都洛阳做准备。

赵匡胤生于洛阳的夹马营，深知洛阳和开封作为首都的优劣：开封无险可守，洛阳固若金汤。但当赵匡胤提出迁都洛阳时，却遭到了臣下的反对。迁与不迁的理由都很充分。反对迁都者认为“汴京得运河漕运之利”，有通往江南之便。赵匡胤则认为，城中所需物资全仗水路由外地运送，万一开封被围，后果难以想像。

群臣的谏阻都不能动摇赵匡胤迁都的决心，可是他的弟弟赵光义说得妙：“在德不在险，何必一定要耗费民力迁都呢？”一句“在德不在险”让宋太祖哑口无言，他只好长叹：“不出百年，中原人民叹也。”行伍出身的赵匡胤只好豢养一支庞大的禁卫军来保卫开封，于是乎“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

赵匡胤只好把洛阳作为陪都，他幻想着，总有那么一天能迁都洛阳。正是从迁都洛阳出发，他决定将皇陵建在离洛阳很近的巩义。

纵观中国整个封建社会，赵家的皇帝可能是最不坏的，这也许就是赵宋的国祚比李唐还长，比刘汉稍短，居历代封建王朝之次席的一个原因。

也就在选定皇陵位置的这一年，赵匡胤“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天子登基前必须到誓碑前跪拜默诵，臣子只能远远地站在阶下，不知道碑上的内容，猜想那不过是治国经邦的“总路线”。直到靖康之变，宫门大开，人们才有幸目睹那座神秘的誓碑，才知道赵宋的“总路线”竟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赵宋的终结很惨烈，也很“文化”。深圳崖山之战宋军失败后，进士出身的左丞相陆秀夫背起9岁的少帝赵昺，用素白的绸带把赵昺与自己束在一起，跳海而死。之后，朝廷诸臣和后宫女眷也随同跳海殉国。当时海面浮尸十余万，文天祥诗称“人死乱如麻”。与陆秀夫同科考取状元的南宋右丞相文天祥则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传世名言。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王朝能让文人们如此这般，也没有哪个王朝死得如此“另类”。据传，历代封建王朝中亡国最惨的是赵宋，惨到皇宫里的乐器奏乐时都会流泪，泪流干了，自碎自裂，无一完器。

| 千古疑案扑朔迷离|

赵匡胤在开封驾崩7个月后，灵柩被护送到巩义的永昌陵，此时正值正午时分。

忽然，狂风大作，“嘡啷”一声，一只白兔飞跳过来正撞中铜锣；而后，大雨倾盆，“扑通”一声，一条大鲤鱼从空中跌落鼓上。这“鸣锣击鼓”，好像诉说着赵匡胤之死已为上帝所知，天人同悼，于是有人说此乃“上天示兆”，“玉兔敲锣鱼打鼓”，此吉时，宜安葬皇帝。赵匡胤这么一下葬，“七月而葬”、“午时下葬”就成为赵宋皇帝的一种制度，且每年宋陵祭祀，祭品都少不了鲤鱼和全兔。“清代，洛阳知府奉清廷之命祭祀宋陵，都必须有兔子和鱼，那时巩义东乡（山区）供应兔子，西乡（洛河地带）供应鲤鱼。祭祀其他帝王，是绝对不用兔子和鲤鱼的。这一宋陵祭祀制度一直沿袭到民国初年。”傅永魁对记者说。

“玉兔敲锣鱼打鼓”的传说扑朔迷离，赵匡胤的死因也是千古之谜。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冬夜，赵匡胤病笃，召光义嘱托后事。遥见烛影下晋王（光义）时或离席，若有逊避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 ‘你好自为之’，俄而帝崩。”这“烛影斧声”的传说只见于《宋史记事本末·金匮之盟》，而《宋史·太祖、太宗本纪》不载。晋王谋害皇帝一说，真伪莫辨。而《烬余录》的记载更加离奇，说赵光义入宫侍候兄长，趁匡胤昏迷之际对很令皇帝垂爱的花蕊夫人实施“性骚扰”。谁知匡胤醒来，一怒之下抓起床边的玉斧朝光义掼过去，却砸在地上。听到响声，皇后和太子都赶将过来，此时匡胤已奄奄一息并于第二天清晨死去。

因为赵匡胤把皇帝的宝座传给了兄弟而不是儿子，似乎光义的帝位来得就有些不明不白，所以传说不弄出点凶杀与“花边”是不算完的。其实，赵匡胤是铁了心将皇位传给光义的。他封光义为晋王，位在宰相之上，且常对近臣说：“光义龙行虎步，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我所及也。”如是，记者更相信《宋史》的“病死说”——宋太祖死前留下遗诏，遵照母亲杜太后要求他传位给弟弟的遗言，要其弟赵光义继位，并要求光义缩短服丧的三年之期，三天之后就可上朝处理政事。只是皇位传弟不传子，世所罕见，所以才会有很多说法，而这，也正是赵匡胤的英明之处。

据传，匡胤、光义、廷美（光美）的母亲杜氏鉴于后周主幼失国的教训，临终嘱咐：“汝百岁后，当传位光义，光义传光美，光美传德昭（匡胤子）。夫四海至广，能立长君，斯社稷之福也！”这便是“金匮之盟”。“金匮之盟”见诸正史，然而还是真伪莫辨，一直有人怀疑这是光义和赵普合伙炮制的谎言。

如果“金匮之盟”存在，光义即位后的一系列作为则违背了誓约。德昭为将士灭胡请赏，光义大怒道：“待汝自为之（指称帝），赏未晚也。”德昭退而自杀。两年后，赵匡胤的另一子德芳暴卒。又两年，廷美被流放而亡。至此，“金匮之盟”中所有的旁系继承人被铲除净尽，赵匡胤的江山终于牢牢地落在了光义子孙的手里。

赵匡胤之后，北宋的江山是光义子孙的。南宋第一个皇帝高宗也是光义的子孙，但因其无子，皇位又先后传给了赵匡胤的儿子德芳、德昭的后代。

赵宋的末代皇帝是赵匡胤的后代，8岁当皇帝，9岁亡国亡身。谢太后派文天祥去和元军谈判，愿把大宋降为属国，元军主帅伯颜对文天祥说：“汝国的天下得于小儿（指赵匡胤从后周幼主手中夺得皇位），亦失于小儿。其道如此，尚何多言？”天意冥冥，历史似乎跟匡胤、光义兄弟俩开了个不小的玩笑。

此话不错，但封建帝王中再也没人能有赵匡胤“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把一个乱了200多年的中国平和地统一起来并带入盛世的能耐了。

从一个旁观者的立场出发，我们当然可以对大宋的软弱说三道四，但人民需要和平，大宋的平和也造就了中国的云蒸霞蔚。

皇陵引出的腐败大案

上世纪末，巩义市文管部门在对宋真宗永定陵进行勘查时发现，在永定陵上宫（安放灵柩的宫城）南神门附近的一个地方，有个被填实的大坑。挖了很深，既没见到生土，也没发现别的东西。

在皇陵里挖这么大的坑，不可能是毫无目的率性而为，但挖坑者到底想干什么呢？为什么坑里没有任何东西呢？

宋陵专家孙宪周结合史料研究后发现，这个坑原来“埋葬”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这坑，是太监雷允恭擅移皇堂（地宫）的“物证”。

“擅移皇堂案”是发生在北宋时期的惊天大案，它爆出的是太监雷允恭勾结宰相兼山陵使丁谓等打着为皇帝尽忠的旗号，借修造永定陵之机大肆贪污腐败的丑恶行径。

擅移皇堂是揭开腐败大案的导火索。如果雷允恭这小子不那么“敢当家”——私自移动朝廷选定的宋真宗皇堂位置，或者擅自移动了皇堂却没有挖出水和石头，也许这惊天大案就永远也没机会曝光了。

“拂须参政”是北宋的典故，典故中拍马溜须的参知政事（副宰相）就是丁谓。

北宋名相寇准很赏识丁谓的才华，推荐他做了参知政事。丁谓对寇准刻意巴结，史载：“尝会食中书（省），羹污（寇）准须，（丁）谓起，徐拂之。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丁谓为寇准擦去胡须上的汤羹，却被寇准奚落了一顿，于是怀恨在心。之后，丁谓屡次加害寇准，致使寇准一再遭贬，最后客死祖国大陆的最南端——广东的雷州。

“拂须”的确不是参政大臣应该干的事，但一个不缺少才华的人如果再不缺乏这方面的“能耐”，确实是能成为“人物”的。当宋真宗钓不着鱼时，丁谓立即赋诗：“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钩迟。”真宗驾崩时，已担任宰相的丁谓兼任了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山陵使（营建永定陵的总负责人）。

营建皇陵是个肥差，太监雷允恭对此当然清楚，他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对刘太后说：“你和先皇平日对我很好，现在先皇升天了，我不能效力陵上，岂不心中有愧？”于是，刘太后让他去见山陵使丁谓，听候安排。雷允恭给丁谓送了份厚礼，丁谓派专人备车骑把他送到了永定陵工地，委以皇陵都监（工程具体负责人）的重任，并负责打造殉葬用的金银玉器。

在巩义皇陵工地，雷允恭不但克扣数万名修陵者的粮饷，还监守自盗了许多殉葬用的金银玉器，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有一天，司天监邢中和对雷允恭说：“如果把山陵上移百步，就是佳穴了，这于先皇子孙繁茂大有利益，就是怕下面有石头与水，建不成皇堂。”雷允恭道：“先帝子嗣不多，若能让先皇后世多生子嗣，何妨移筑陵寝呢？”邢中和说：“山陵关系重大，踏勘复杂，需要时间，必误葬期（按宋朝礼制，皇帝死后7个月内必须下葬），这如何是好？”雷允恭说：“你尽管督工改造，我立刻去奏知太后。”雷允恭把此事禀于太后，太后道：“这是朝廷大事，怎么说改就改呢？”雷允恭答道：“奴婢是为先帝子孙兴盛起见。”太后很不以为然，便道：“你去和山陵使商议吧！”雷允恭与丁谓商议，丁谓同意改筑皇堂。

谁知掘土数尺，就有乱石重叠，好不容易把石头搬走了，却又出来一泓清水，皇堂变成了水池。依照风水的说法，葬地出水，尸骨会散的，这是很凶的事。在一片惊惧中，内侍毛昌达前往开封奏闻太后。太后派状元出身的参知政事王曾等人实地查看皇堂。王曾不及三日就回到开封，密奏太后：“据臣所见，陵寝万难改易。丁谓居心叵测，勾结雷允恭，将榇宫迁移绝地！”太后闻言大惊，当即决定废弃新穴，仍在原来的地方建造皇堂。

雷允恭擅移皇堂，被捉拿归案。审讯中，他供出丁谓是其同伙，在修陵的过程中，他们敲诈勒索，收受贿赂，且盗取金银玉器都是他们一起干的。

之后，雷允恭被抄家杖死，邢中和被发配到蓬莱岛，丁谓被贬到海南的崖州，比寇准走得更远。

王曾利用擅移皇堂这件事，除去了两个当权的坏人，被后世史家赞为“一网而得二奸”。

传说后来丁谓在家中与人饮酒，客人问：“四海之内的州郡，何处最为雄盛？”丁谓笑道：“当然要数崖州了！”客人问：“此话怎讲？”丁谓答：“堂堂的朝廷宰相，也只能做这个州的司户参军（官名，掌管户口等事），其他州难道能和它相比吗？”

此乃笑话。但宋真宗唯一成人的儿子（真宗有六子，五子皆早殇）宋仁宗没有儿子，却是真的历史。据专家推断，真宗的基因可能存在某些缺陷，不然，以那时皇室的医疗条件，不可能六子五殇。而真宗的基因缺陷，又被仁宗继承并“光大”了，不然，后宫那么多佳丽，不该连一个儿子都生不出来。

今天，在永定陵四周打井，打出的都是死窟窿，没有一点水。唯雷允恭擅移皇堂挖出的那个大坑，能打出清清的水来。

永定陵位于310国道旁，在开洛高速公路通车前，这儿车来车往。因此，永定陵是宋陵各陵中游客最多的。也因此，巩义市文管所在这儿修了个大门，搞了些绿化，收起门票来。开洛高速通车之前，巩义市文管所的工资全靠永定陵的门票收入，现在则靠不住了。永定陵目前还是各陵中唯一收门票的“单位”，一张门票10元，一年的收入不足两万元。

记者在宋陵采访的数天中，除看到两个台湾人拿着从网上下载的宋陵资料专程前来拜访宋陵外，没有遇到其他游人。但孙宪周认为：“宋陵不是为旅游而存在的，它的价值也不是旅游效益能够体现的，更不能为了旅游而对宋陵进行破坏性的开发。话又说回来，若搞旅游，打什么牌子都不如打宋陵牌！”

宋陵是河洛文化在中原大地上的绝响。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北宋之前的四千多年，中原大地一直主宰着中国，北宋之后，中原大地和华夏民族之文化一样，步入了长达数百年的沉寂期。

春风吹泪过昭陵

所谓“仁政”，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但北宋仁宗皇帝赵祯之前，中国没有一个帝王敢以“仁”自称或被冠之以“仁”。

赵祯晏驾后，庙号“仁宗”，之后的元、明、清，都有步宋仁宗后尘的皇帝，他们都成了“仁宗”，但没有一个能追赶上宋仁宗所实施的“仁政”。

| 惧怕大臣的皇帝|

记者在永昭陵遇到一个当地女郎，问她：“这是什么？”答：“宋陵呀！”问：“谁的陵墓？”答：“赵匡胤的！”

其实，永昭陵是宋仁宗赵祯的陵墓。宋仁宗可能是北宋9位皇帝中知名度较低的皇帝之一，但他驾崩时，人民发自内心的悲痛却是其他皇帝难以相比的。

宋仁宗是宋代帝王中的明君圣主，在位时间最长，达42年，其间国家太平，边境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达，人民生活安定。仁宗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相对于“私交子”而言）。当仁宗死亡的消息传出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当讣告送达辽国时，大辽的皇帝也十分难过，将仁宗送给他的御衣“葬为衣冠冢”，岁岁祭奠。时人路过永昭陵，在陵寝的墙壁上题诗写道：

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更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

仁宗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颇能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古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史载，有一天，他处理事务直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此事，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面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厨下以后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就要数百只。若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更不堪算计。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实在不忍。因此我甘愿忍一时之饥。”

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青天。包青天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而非其他。想想吧，如果皇帝不清明，哪会有包青天产生的政治环境？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的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要拿掉三司使（国家计委主任兼财政部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仁宗的宠妃张氏的伯父。包拯把奏章递上去了，仁宗也有点为难。最后他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就是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没想到包拯还是不愿意，且谏诤更加激烈。

仁宗有些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包拯的回答更加不客气：“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

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

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了一句现在看来还很具政治远见的话：“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史载，仁宗情急之下把节度使说成了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一个惧怕大臣的皇帝，一般来说是会赢得人民的热爱的，这个王朝的天也会比较清亮。

| 会做皇帝的皇帝|

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而仁宗庆历初年实施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场社会改革，更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试。但在仁宗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就给画掉了。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仪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风采，天下百姓都拥戴宋仁宗。

能让柳永这样放浪不羁的人不计前嫌且大唱赞歌，除却仁宗，还有哪个皇帝能做到呢？

有人说，“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仁宗日理万机外，业余爱好不多，甚至面对女色，也把持得住，唯偶尔临摹一下“兰亭”。身为皇帝，会做皇帝，这应是一种难得的境界。

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仁宗的陵墓里有一件很特殊的随葬品，那就是他那纯白色的战马。”巩义市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傅永魁对记者说，“仁宗没有忘记战争，他养兵百万，不怒自威，以致‘边将无功更不能’，没什么大仗可打。金兵占领中原后，曾大肆盗掘宋陵，但因为慑于宋仁宗的威名，他们独独没有对昭陵下手，‘唯昭陵如故’。我想，哪一天发掘昭陵地宫时，仁宗的战马遗骸可能还会被发现。”

亿元巨资“砸死”昭陵

投资一亿元复建起来的永昭陵，看上去是比其他各陵多了个建筑的外壳，但也因此丢失了历史在其身上积存的厚重。

眼下的永昭陵与未被今人开发利用的“田野宋陵”相较，犹如一个毫无历史沧桑可言的孩子。面对今人的“造孽”，站在永昭陵前杜甫大道上的诗圣“气得直拍手”——“你在哪儿见过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如此浪漫，两手张开好像泰坦尼克号上的情圣一般？只有杜甫老家的人才敢这样颠覆诗圣吧？据说，这杜甫雕像的含义是：‘开放的巩义欢迎你！’领导想让杜甫当咱‘开放的巩义’的代言人，所以雕塑者就让诗圣摆了个泰坦尼克号上的情圣的姿势，两手一伸，说：‘欢迎你到巩义来！’但群众不理解，把这杜甫雕像误读为‘气得杜甫直拍手’，说诗圣拍手时还愤愤地说：‘嘭了（巩义方言，完了、坏事了之意）！’什么嘭了？诗圣眼下的永昭陵被搞‘嘭了’！”巩义的朋友向记者讲述了在当地流布很广的这则催人泪下的笑话。

一亿元砸向永昭陵后，连个死亡的尖叫声都没有听到，永昭陵的旅游开发就很难堪地、静悄悄地宣告结束了。如今，永昭陵被改头换面为宋陵公园，免费对市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开放，小吃摊、游乐场等杂布其间。“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搞成免费开放的公园，破坏性太大，是不允许的。”这是专家的说法。

| 不锈钢门竟来把守宋陵|

如今，包拯、范仲淹、欧阳修、柳永等站在了仁宗一朝的中央，仁宗皇帝在他们的照耀下，倒显得有些寒碜了。

在仁宗皇帝渐行渐远的时候，修复一下他的陵墓，唤起当下人们对这位“仁主”的些许记忆并靠他老人家赚些钞票，这种想法也许是善意的。“国家文物部门是反对修复的，巩义方面一再坚持，人家就说：修吧，权当一次试验，破坏一个，还剩好几个好的哩！”巩义宋陵专家孙宪周说：“但国家文物局批复的是当时已经进行过旅游开发、位于城外的永定陵，巩义方面修的却是城区内的、还没有进行任何开发的永昭陵。”

新修复的永昭陵的两个鹊台（即双阙）紧邻杜甫大道，两个鹊台之间是宽达42米的神道，横亘在鹊台之下、神道之上的，是发着明晃晃刺眼之光的、50多米长的不锈钢电动伸缩门。恕我孤陋寡闻，如此长的不锈钢门是我见所未见的。这道门可否称得上“中原第一不锈钢伸缩门”，我没有考证，也就不敢下结论，但这样的门如此霸道地充当按照宋之营建法则修建的永昭陵的急先锋，是令人惊讶的。更让记者震惊的，是建于鹊台正北、昭陵下宫之上的一幢20多层高的玻璃大楼——贝克大酒店。贝克大酒店不仅破坏了昭陵的完整性与它的“风水”，还穿过1000多米长的整个昭陵区，与昭陵鹊台下的不锈钢电动伸缩门遥相呼应，似乎在说，这不锈钢门，就是为我这大酒店而建的。站在鹊台下北望昭陵，首先看到的，也确实是高大的贝克大酒店，只有低下头来，才会看到昭陵的建筑。

宋陵各陵的地势和整个宋陵陵区的地势是一致的，都遵循“东南地穹、西北地垂”的风水法则。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这种地势利于赵姓。因此，位于鹊台之北500米左右、高16米的陵台，其顶部和鹊台底部在同一水平线上。北宋帝陵一反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居山面河的传统，诸陵地面皆为南高北低，由鹊台到陵台逐渐斜降，从而把作为中心建筑、居于最崇高地位的陵台置于低处，这是宋陵的一大特点。瞻仰宋陵，你没有皇帝高高在上的感觉，因为皇帝是在你的脚下躺着的。

“游览永昭陵，最好走一趟把永昭陵和永厚陵无情隔开的新华路，这条路自南而北一路坡降，还保留着宋陵原有的地势特征。”巩义市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傅永魁说，“而在‘田野宋陵’，只能看到狮子等造像被埋在地下，这种地势特征几乎被平整掉了。”

| 凄风苦雨击打昭陵墓|

北宋八陵的建制与布局基本一致，由南向北依次为鹊台、乳台、华表、石像生（石刻仪仗队）、阙亭（昭陵的两个阙亭都是缺角的房子，据说仁宗认为自己执政期间还有不完满的地方，故把阙亭建成这个样子以向人民表达歉意）、皇帝陵台、皇后陵墓（以上属于上宫建筑）和下宫。每陵皆有兆域，兆域也称陵域，四周植荆棘等。兆域内除皇陵之外，还有附葬的皇后陵以及宗室子孙和当朝重臣的陪葬墓。皇帝的陵台位居整个陵区的中心，夯土筑成，是个三阶梯的覆斗，底边呈四方形，长、宽约60米，台高约16米。陵台之上柏树成林，纵横如织，陵台之下则为皇堂，即安放皇帝棺椁的地宫，用条石或砖镶砌而成。

围绕陵台四周的是陵墓宫城的神墙，神墙呈正方形，边长约230米，墙的四面正中各设一神门，四隅有角阙。在东、北、西3门之外，各置石雕蹲狮1对；南门的石狮则是站立的，称作跑堂狮，属“移动部队”。整个陵区庄严肃穆，诉说着皇权的威严与帝陵的神圣不可侵犯。

陵墓宫城南门为正门，门道内置石雕宫人1对，陵台前置石雕内侍1对，门外置上马石、下马石各1对，加上陵墓神道两旁对称而立的华表、石像生、石狮等，共有石雕60件，这是帝王才能享有的“待遇”。

一般来说，后陵设石雕36件，亲王公主的墓设18件，大臣墓设6～8件。石雕数量的多少，反映的是等级的不同。

“帝陵石雕群中，排在最前的是望柱，又叫华表。宋陵望柱呈八角形，象征四面八方，其顶部是莲蕊，底部为莲座，中部刻有龙纹，它是皇家建筑的特殊标志。接下来是象与驯象人，象在宋代是皇家仪仗队的先导，驯象人一般来自越南，另外象也暗含万象更新的意义。象之后是瑞禽瑞兽，其中宋陵的瑞禽是宋陵石雕中的杰作，也是空前绝后的珍品，为其他帝陵所没有。再后，是仗马和控马官，这也是仪仗队中不可或缺的。马的后面是象征高贵与尊严的虎、象征乖巧与吉祥的羊（其中羊也是祭祀品之一）。羊的后面是客使，共3对6个，是参加皇帝葬礼的邻国及少数民族的代表，他们手捧的宝物各不相同，从其长相和宝物的差别基本可以确定其来自哪个国家和地区。客使的后面，也就是靠近皇帝陵墓的方向，是武将文官。文官靠近陵墓，武将紧随其后，这反映的是宋代的官制。在朝拜序列上，也是如此。再向后，也就是陵墓宫城门外站立的，是头戴盔甲、手持斧钺、双眉紧锁、不胜其哀的镇陵将军。”巩义市宋陵研究专家孙宪周说，“镇陵将军的后面，就是看守陵墓宫城的狮子了。”

后陵一般在帝陵的西北，建制和帝陵相同，规模是帝陵的一半。后陵的西北是下宫，这儿是为皇帝的灵魂供奉衣食的地方，也是管理陵园的官吏或宦官、宫女日常生活的地方，设有厨房、贮藏等场所。在这里，陵区管理人员每日都要献食于下宫的皇帝遗像。官员朝陵时，在上宫行祭之后，还必须到下宫去拜谒先帝圣容。

跨入昭陵的南门，一个红红的庞大的木质覆斗抢入眼内。“这是陵台，我不说，你是猜不到这是个什么东西的！”孙宪周说，“修复后的昭陵，观赏还可以，古色古香的，但不介绍，你倒不知道这就是宋陵了。”为了保护陵台不受风雨侵蚀，在1998年开始的修复昭陵地面建筑行动中，有省内一流的古建专家提议给陵台罩上个木质“头罩”。但木质“头罩”罩上后，大家发现“丑死了”。很多人私下动议拆除这个木质“头罩”，但一直没有拆。

如今，以保护陵台的名誉建起来的这个“头罩”，成为严重破坏陵台的“杀手”——外面下小雨，陵台上就会下大雨；外面下雪，一晴天，陵台上还会下大雨。雨水积少成多后，沿着木板的缝隙流向陵台，“水滴土穿”，如今一尺多厚的陵台已被击打成沟壑纵横的“桂林山水”般的“土林”。而沟壑中的积水难以下流，渗入陵台进而侵害陵台下的皇堂，如此，陵台不但尽失保护皇堂的基本功用，反而成为破坏皇堂的“凶手”。

这个怪物，这个“杀手”，这个耗资百万扣在皇堂之上的不是东西的东西，因披着一袭冠冕堂皇的保护昭陵的外衣，至今没人敢动，没人敢拆。

神秘地宫的惊鸿一瞥

宋陵历尽劫难，不知曾有几多盗贼擅闯皇堂（地宫）偷窃宝物，但皇堂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盗贼没有告诉我们。

皇堂是当时国家的最高机密，所以史书上对其语焉不详。别说皇堂，就是陵区的上宫、下宫等地面建筑，史书也很少提及。复建永昭陵时，也只是在发掘的地基上，按照宋代的营造法式新建了一些建筑。因此有专家认为：“宋代的昭陵到底是不是现在的样子，谁也不敢肯定。”这也是他反对复建永昭陵的一个理由。

打开一个皇堂，一直是多年来巩义市发展旅游业的梦想。但要打开一个皇堂谈何容易，这事连国家文物局说了都是白说，必须征得国家最高一级领导人的签字同意。

但有关地宫的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我们也不妨窥视一番，这才叫惊鸿一瞥呀！

| 地宫内：手电筒亮若小烟头|

巩义市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傅永魁下地宫是在1971年林彪出逃的动荡年代。不是这年代，他也许就没有机会、也没有胆量擅闯皇堂。

那年，开封杂技团到巩义演出，傅永魁和杂技团的同志谈及宋英宗永厚陵陵台上有个露天盗洞。永厚陵和永昭陵都在城区，到永厚陵很方便。得知这些情况后，杂技团的同志当即表示：“咱们下去吧，我们有绳！”

傅永魁和杂技团的一个小青年缒绳而下到达底部后，先是吓了一跳：“脚下是个骷髅！”

怎么会有个骷髅呢？肯定不是陪葬的，宋代不兴这，没有陪葬这一说。

会不会是盗墓的呢？也不会是。你想，他盗到了好东西，上面的人能不把他拉上去吗？

“估计是哪个动荡年代的冤魂。”傅永魁说。

他们稍微向里移动了一下，打开随身带来的手电筒，向黑暗处一照，才知道这手电筒根本不管用，在漆黑的皇堂内它近乎成为一个小烟头。“皇堂简直就是个黑洞，无奈，我只好靠手探索。”傅永魁说。

皇堂是用石头砌成的，长、宽大约50～60米。傅永魁没有摸到陵门，也没有碰到应该放在中间的棺材，洞内的土不很实在。傅永魁说：“皇堂的面积应该有3000多平方米，从底部到露天盗洞口估计有10多米。因为没有发现墓门和棺材，估计下面至少堆积有10米的泥土。皇堂是按天圆地方的概念建造的，顶部似乎画着什么东西，应该是天象图。”在皇堂内，傅永魁没有发现其他可以移动的东西。

如今，永厚陵的露天盗洞早被封死，皇堂的开启恐怕也只是遥遥无期的企盼，其结构如何，谁都说不清。

后来，在复建永昭陵、整修陵台的过程中，傅永魁发现了一个盗洞。怀着天大的好奇心，他自陵台顶部连续揭掉5层60厘米见方的青石（即3米厚的石顶），还是没能让地宫曝光。

仁宗死后，停丧于宫中，然后朝廷派人赴巩义市勘定陵址，选中的地方有两个：一是永安县（真宗时划出今巩义、登封、偃师三地交界处的陵区设置陵邑，名永安县，徽宗时升为永安军）城区，即今巩义芝田镇；二是孝义堡（今巩义城区）。当时大臣们讨论认为，在永安县城区建陵需要搬迁成千上万的民户，工程量太大，时间紧迫，恐怕在7个月内难以完工。宋代皇帝死后才开始建造陵墓，且7个月内必须下葬并把圣容也就是皇帝的灵魂归于太庙。于是决定在孝义堡（即今葬地）建陵。当时，芝田的风水仙儿霍道全提出这地方不吉利（其实司天监的首选陵区也是永安县城区），因为当时这地方叫“和儿原”，因此被认为此“非佳兆”。果然，不到4年，仁宗的继位者宋英宗赵曙（仁宗有三子均早死，赵曙4岁时被抱养宫中，他系太宗之孙）就晏了驾（英宗继位第4天就开始害病，卧床不起），还真应了“和儿”的谶语。

永昭陵和永厚陵陵区地域狭小，两陵之间只有200多米的距离。过去两陵的兆域几乎是连接在一起的，如今，一条南北走向的新华路把两陵切割开来。新华路的两侧高楼很多，有医院、急救中心、宾馆等。“按照文物法的规定，两陵之间是不应该建高楼的。”某位宋陵专家这样说。

如今，近在咫尺的两陵“互不相见”。记者随同巩义市文化部门的同志拐弯抹角地到过永厚陵一次，但第二天记者单独行动时，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永厚陵了。雷同的楼房，似曾相识的路，记者到哪儿去寻永厚陵呢？

北宋皇陵共分为四大陵区：赵弘殷的永安陵在嵩山太室山主峰峻极峰以北开陵后，赵匡胤的永昌陵在永安陵的西北400米处设陵，赵光义的永熙陵在永昌陵西北1000多米处设陵，是谓西村陵区；宋真宗的永定陵在西村陵区的正北再开新陵区，是谓蔡庄陵区；宋仁宗的永昭陵在蔡庄陵区正北再开新陵区，宋英宗的永厚陵设在永昭陵西北200米处，是谓孝义陵区；至此，帝陵区已延伸到洛河之滨，宋神宗的永裕陵只好“迎头赶上”，在西村陵区以西3公里处开辟新的陵区，宋哲宗的永泰陵设在永裕陵西北600米处，是谓八陵陵区。

宋神宗一生坎坷——王安石变法风云激荡；战场上的惨败让他声泪俱下，直哭得满朝大臣个个“不敢仰视”。这位奋发图强的君王从此郁郁寡欢，“惊悸患病”，怀抱未竟之志“仓猝晏驾”。他葬身的永裕陵如今也是诸皇陵中保护最差的一个，10多个石刻雕像掉了脑袋，看守陵区的房子也被守陵员出租给一户来自南方的人家。傅永魁甚至隐约觉得近年来永裕陵的石刻雕像又丢了头。永裕陵附近烟囱林立，污水也流到了石刻雕像的脚下，而整个陵区则处在一个大坑之中。

宋哲宗当政期间国是日非，党争纷乱，他束手无策，“要做的事很多，却不见做出一件”，种下了宋亡的祸根。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评论哲宗一朝政事时说“无穷之祸，自此贻之”，蔡京就是他的“遗产”。他死后，其灵柩在开封至巩义的路途中饱受大雨，因道路泥泞灵柩没能如期抵巩，延误了赵匡胤以来“七月而葬”的惯例。后来，他的尸骨被盗墓者抛在荒野，再后来，他的继位者徽宗乃至钦宗死于异国他乡，没能归葬“老坟”。也因此，北宋虽然有九个皇帝，巩义却只有“七帝八陵”。

| 皇堂中：帝王们藏着啥宝贝|

“东陵（永裕）狮子，西陵（永泰）象，滹沱（永熙）陵上好石羊。”这是当地群众的顺口溜，评价的是宋陵诸陵石刻造像的得失优劣。

其实，更多的石头并不像石刻一样在地面上守望皇陵，而是在地下为皇帝所用。

史载，修建哲宗的永泰陵时，仅取石材一项就动用工匠4600人，共采石27600块。又动用士兵9744人、民夫500人，把这些石头从二三十公里之外、崇山峻岭之中的偃师粟子山（这儿的石头“岩棱温润，罕与为比”，虽日光长久照射也不容易风化）运到陵区。

公元1100年，哲宗患病，“不数日死去”。农历二月初十，采石队伍集结后抵达工地。为了“七月而葬”，五月十一必须完成采石工作。工程大、工期紧，山陵使等官员督工急如星火。因为劳动条件差，又无饮用水，于是，在风餐露宿的工地上，陆续病倒了1700多人，死者日日不断。这些死者，多被弃尸于荒野乱石之中。据《采石场碑记》载：“居山土人皆云，至久积阴晦，常闻山中有若声役事之歌者，意其不幸横夭者，沉鬼未得解脱，逍遥而然乎。”修建永定陵时，雕刻侍从人物及象、马等动物的石头用了62块，门石用了14块，皇堂券石用了27377块。由是观之，皇堂用石才是重中之重，而用这些石头建造的皇堂，目前还沉睡于地下，我们还无缘一窥。

在修建永昭陵时，除政府正式拨款外，还从财政盈余中拨钱150万贯、丝绸250万匹、银50万两作为建陵的补贴。修陵的军士、民夫、工匠、杂役人等每天有46700人之多。在7个月的时间里，这些人日夜在陵区为仁宗忙碌。

穷一国之财力、物力，集中天下的能工巧匠所营建的帝陵，并没有尽归于土。开封地上的砖木皇宫早就灰飞烟灭了，巩义的皇堂还安睡于地下。“皇家无小事，死事如生事”，巩义诸陵的皇堂，无论从建设难度、用工数量、耗费钱财等方面来看，都不会逊色于开封的皇宫。“皇堂高20多米，面积约3000平方米。一个皇堂至少像现在的3幢7层高、3个单元的居民楼加在一起那样大！巩义市的地下埋葬着8个这样的庞然大物。皇后、亲王、大臣的地宫规模稍小一些，但数量极大，有1000多座。这些地宫大都是石头的，没有遭受严重的破坏，你想象一下，巩义的地下该是一个怎样的景象！”傅永魁说。

永熙陵的三座后陵中最南的一陵，疑为李氏陵，早年曾被盗。由陵台前的盗洞进入后可以看到，墓室为近圆形的多边形，砖砌仿木结构（真宗以前的墓室，大都是砖砌的，之后大都是石砌的）。墓室的顶被涂成青灰色苍穹，其上以白粉绘出银河与星辰，四周的墙壁绘着建筑、云朵等彩画。墓室中残存有玉册及80多件青釉、白釉、黑釉瓷器的残片，其中带“官”字的定窑瓷器和越窑龙纹大盘尤为难得。这座因故经过考古清理的墓室，是巩义市地下1000多座墓葬的一个缩影。

公元1022年9月，刘太后召集文武大臣准备宋真宗的殉葬物品，计有珠襦、玉匣及种种“生平服御玩好之具”。对真宗所珍藏、供奉的大量“瑞物”和“天书”应如何处置，太后、皇帝和大臣也做了商量，有的说应继续供奉，有的说应焚烧送回“天宫”，还有的说应辟一宫殿珍藏……最后宰相王曾提议：“前后下降的天书和全国贡献的瑞物，都是皇天上帝对先皇帝的特别恩赐，此项光荣属于先皇帝。如今，先皇帝已经升仙而去，天书、瑞物也应该与先皇帝同归皇堂奉安才是，万不可再留人间。”于是，所有“天书”、“瑞物”都作为随葬物品，先于皇帝的灵柩送往永定陵并埋入陵中。后人称颂王曾的这一措施是“识虑微密”——在“光荣属于先皇帝”的旗帜下埋葬“天书”和“瑞物”，既消解了真宗造成的朝廷上下的迷信空气，又杜绝了修建庙宇造成的资财浪费，一举数得。

等到将来发掘永定陵时，说不定那些“天书”、“瑞物”还在，也许我们能看到它们究竟是些什么东西。真宗是最后一位到泰山封禅的皇帝，他善于装神弄鬼，很迷信，但他有子无孙。

在真宗的随葬品中，还有一件连开封城门都出不了的巨大器具，它一路“悉坏城门”，伴随着承载皇帝灵柩的大升龙舆，引领着5公里长的送葬队伍，经中牟、郑州、荥阳至巩义，然后在偃师山化乡寺沟岭前过洛河的奉先桥（后仁宗在桥北的岭上建会圣宫，安奉皇帝圣容，是谓陵区太庙，这里修建有通往诸陵的专用道路。现会圣宫遗址犹存一通高约10米的大碑，它是整个宋陵存留于原址的唯一的宋代石碑），被随葬在永定陵。

想来，“悉坏城门”、随葬于真宗的这个庞然大物，是很难被盗走的吧？如果还在，它又会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