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腊月的，不是个游玩的季节，连平时比较热闹的龙亭公园也人迹罕至。记者因熬不住寒气缩着脖，傻站在古龙亭脚下。望着满园的残菊枯枝，记者怎么也体悟不到王安石老先生的那句“残菊飘落满地金”的意境。心想，什么意境，天一冷，什么都冻没了。

　　把蓝瓦花盆一一码到大卡车上后，禹王台公园的马振生主任笑嘻嘻地招呼记者上车，还说了好几遍不好意思。这万万怨不得人家——事先没约就跑到开封来，正好碰上这一年一度的龙亭公园菊花展休园，又正好碰上马主任亲率七八条汉子来收罗花盆，还有什么好说的。马振生说，还不是想省俩，菊展撤了，好赖也能拾些囫囵的花盆，明年派上用场。

　　马振生自豪地说：“开封搞了２０届菊花会，每年的菊展都是禹王台送的菊花最多最好，头三届还是在我们禹王台举办的。”

　　出开封市小南门朝东，尚有一段路途才能到禹王台，记者乘机探问几句。

　　“禹王台平时的人多吗？”

　　“没多少人，一年门票收入才４０多万元。跟龙亭、清明上河园没法比，人家都上了千万。禹王台老背（远离城里的意思），游人嫌远都不来了。但要论起真格的，开封八大景点就数禹王台最古老、最幽静了。”有人接过马振生的话茬说：“去禹王台的人得有文化，文化人喜欢那里。”

　　逛了开封那么多回，偏偏没去过禹王台（看来是没文化，一笑）。在记者决定到禹王台采访后，着实在网上搜索了一番，结果有些令人丧气，仅得一简介（另附一图），寥寥２００余字：

　　禹王台位于开封东南隅，占地４００余亩。园内原有一土台，风景幽雅，绿树成荫。相传春秋时，晋国大音乐家师旷曾在此吹奏乐曲，故后人称此台为“吹台”。明初，为怀念大禹治水的功绩，在台上建禹王庙，于是吹台又被改称为禹王台。此后，明、清两代对台上的建筑物曾多次修葺。禹王庙正殿东院为三贤祠，祠内原有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高适的塑像，明嘉靖时增祀李梦阳、何景明两位明朝诗人。正殿西院为水德祠，是为祭祀中国历史上治水有功的人而建。禹王庙前为御书楼，上悬乾隆御笔亲题的“功在河洛”匾额。如今，这里已被辟为禹王台公园。

　　车至禹王台，不过午后４时，但因为有浓雾，天色已昏暗如夜。记者由南向北匆匆拾级越过“古吹台”牌坊。过正殿时，记者瞄了大禹塑像一眼，来到御书楼院内东侧，见一“师旷抚琴”的汉白玉雕像，也无心恋看。此后又经过御碑亭，还有李白、杜甫、高适等人的塑像，记者都没有停留，直把导游张秋鸽女士甩到身后一丈多远。

　　下了龟形台（古吹台地貌似龟状，因而得此名），路经一竹林，忽闻群鸟啾啾，清脆悦耳。这鸟声勾魂似的，一下子就扫去了那天严冬肃杀沉郁的氛围。这隐在林中、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的鸟儿，说不定就是２０００多年前因闻晋国琴师师旷的乐曲而留恋此地的“古鸟”之后裔。要不， 此地的鸟鸣为什么如此有韵律感？

寂寞的名台 有一个热闹庙会

　　能见证开封历史的，第一是汴河，第二就是禹王台。

　　汴河早已无处可寻，仅留下宋人张择端的一幅《清明上河图》，供后人凭吊大宋朝都城的繁荣奢华。在开封，满大街都能买到规格不一的《清明上河图》。会动脑筋的开封人，拿《清明上河图》比葫芦画瓢，在城西北处弄出一个仿古的清明上河园，倒是诱得许多人前去玩乐，效益很是不赖。

　　禹王台殿堂楼牌尚存，却独独被冷落于一隅。马振生对此的感慨是，人太喜欢热闹了。

　　在采访中，马振生无意间提到，平时冷落的禹王台，庙会时却热闹非凡，最高峰时每天有六七万游人。

　　禹王台的庙会可以说是古已有之。清人李绿园所著的章回小说《歧路灯》第三回就有一段关于禹王台庙会的描写：“宋门外有个吹台，始于师旷，后来汉时梁孝王建修，唐时诗人李白、杜甫、高适游咏其上，所以遂成名区。上边祀的是夏禹，人都顺口叫禹王台。每年三月三有个大会，饭馆、酒棚何止数百，若逢晴明天气，这些城里乡间公子王孙、农夫、野老，贫的富的、俊的丑的都来赶会，就是妇女也有几百车……”

　　书中少不了对古庙会一些吃吃喝喝项目的细述，最后我们的先辈们能玩到“积气成雾，哈声如雷”的程度。论好热闹，中国人从古到今都是不怕挤挤挨挨、磕磕碰碰的。

　　这《歧路灯》虽把故事托于明代嘉靖年间，描写的实为清代人的社会生活，虽为小说，却是实写市井人生。至少这禹王台庙会所写不虚。看来，古今开封人都是喜欢热闹的。

多元的文化在这里层层叠叠

　　在到开封的第三天下午，马振生主任给记者约到了吴凯和王宴春两位老人。两位“老开封”一个７６岁，一个７５岁。

　　也许是时间太久远的缘故，吴凯老人的记忆显得有些支离破碎：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这禹王台大殿前，还空放着三四截粗大的木管子，传说是大禹治水用剩下的工具。现在想想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大禹有没有来过这儿，还很难说。

　　那时，开封也没啥玩的，放了学就撒腿跑到禹王台玩，这里比较有野趣，孩子们都喜欢。清朝末年，这里已开辟为农业实验田。民国时期，河南建设厅厅长张钫又将６个农业部门聚拢到这里，还是搞农业试验，现在这河沟都是当年挖的。

　　王宴春老人在禹王台南边的村里有亲戚，所以他走亲戚时总打这里过。王宴春认为，禹王台是开封地势比较高的地方，黄河老在开封开口子，但几次决口都没有淹到这里。他说：“这儿是天然的园林，是祥和的圣人之地。不然，为什么历代那么多的圣贤都到这里来？自古到今，圣贤是不会到孬地方去的。”

　　老人说得玄妙，但也不无道理。

　　这高不过４米的古吹台遗址上，确实来过太多的历史名人，以至于这里已经成了一个“中国文化”的集聚地，重叠着那么多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涵。

　　无意间，记者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２００２年１２期看到一幅开封北郊柳园口的图片，该图片的文字说明如下：

　　今日开封在中国是一个并不突出的中等城市，过去人们仅知道她（特意用了“她”字，应该是含有敬意吧）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但是，最近考古学家的发现令世界震惊：开封地下叠罗汉似的摞着６座古代城池，其中三座是国都，有一座便是当时世界最大最繁华的都市——北宋东京城。这一发现使被火山岩浆淹没的庞培古城黯然失色。这奇迹背后，更有令人肃然起敬的精神，是什么力量使得开封人在与黄河的较量中上演一幕幕“屡淹屡建”的故事呢？

　　看来，不仅是禹王台上层层叠叠地集聚着多元文化，整个开封城都是由多元文化一层层地堆集起来的。

土台子与古代小资

　　怎么想也不大明白，几千年前的先人们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在平地上垒土台子。尤其是那些王侯将相们，竟把这些土台子视作审美自悦的客体，在上面吃喝玩乐、吹吹唱唱，一晌贪欢地过着风花雪月般的小日子。

　　据王宴春老人讲，吹台西去３００米外的繁塔，是建筑在自然的土坡之上的，但吹台不是。不过，今天所见的古吹台遗址，已被开封人用石砖包裹得严严实实，四周又绿树成荫，早已少了黄土气。吹台的原貌，应该与古荥镇的小双桥遗址、濮阳戚城盟坛基址相像。

　　在河南以外，有名的高台有西安的灵台故址、安徽的章华台和苏州的姑苏台。这些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用土夯成的台子，多建于商周、春秋之际。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有言：“当时盛行游猎之风，故喜园囿。其中最常见的建筑物厥为台。台多方形，以土筑垒，其上或有亭榭之类，可以登高远眺。”

　　到了战国之际，诸侯均已学会“高台榭、美宫室”了。这崇尚厚台基的建筑风尚，直到后世还在延续着，只是台基越来越薄了。但唱戏的台子，却依旧忠实地承袭着传统。

　　所以可别小瞧了这些板筑的土台子，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黄河文明的象征。只要土台遗址还屹立着，黄河文明就屹立着；土台遗址一旦倒塌，黄河文明也会随之倒塌。

　　有人说，土台对于黄河文明的价值，犹如环形大斗兽场对于古罗马文明的价值。

　　从人性的角度看，古罗马斗兽场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奴隶与野兽在那里流血，只是为了满足贵族及其太太们一种变态的欲望。一直以为古罗马人不是个东西，也就是冲了他们这一德行。

　　我们的先人们在高台上干些什么呢？“筑台聚歌吹”呀，玩的是高雅，玩的是格调。就冲这一点，我老是觉得，中国的古人都很小资。

师旷学艺与爱情故事

　　师旷恐怕也是当年那些小资中的一个。依“老开封”王宴春的观点，师旷是晋国人，跑到卫国边界小城市——仪邑（今开封）的一个土台上来学艺，也算是出国留学了。

　　从现代开封人撰写的《开封的传说》关于师旷的叙述中，我读出了异样：“师旷听讲时，屁股像长了刺似的坐不安稳；一双大眼睛滴溜溜乱转，东张西望，定不下心来。”凡是上课爱做小动作的，大抵都有活思想。再往下读，知道师旷后来娶了老师高扬的爱女高娥为妻。虽说那是几年后的佳话，但当时没准师旷一眼就瞧上了师妹的小模样。“未婚的我需要一个女子为伴，她要知书达理（且要）浪漫，未婚的我需要一个女子为伴，与我同甘共苦（依然）相伴。”这雪村的《征婚启事》中的歌词，移植到当年师旷的心境中，恐怕不算太离谱。

　　关于师旷在吹台与高娥恋爱的细节，史料无载。传说中倒是说高娥私下给师旷没少“开小灶”，还手把手地教他。如此３年，师旷弹琴的水平还是一般般，被师傅臭骂了一通。无地自容的师旷就到高娥那里取了绣花针，反身回到自己的屋内，不由分说地刺瞎了双眼。还真应了那句话：“有志者，事竟成。”盲了之后的师旷最终成了大器。

　　这些传说有几分真、几分假，谁也说不清。其实对于来自民间的传说，也不必太过较真，因为它毕竟也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对于传说，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最好。

　　师旷是中华民族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音乐家，山西洪洞人，春秋时期晋国乐师。我国古代《阳春》、《白雪》等名曲就出自他的手。关于他的眼睛，史书与传说大相径庭。史书上说，师旷天生眼盲，常自称“瞑臣”、“盲臣”。《周书》记载他不仅擅琴，也会鼓瑟。

　　师旷还问政，提出过“君必惠民”的主张。在后世的传说中，他被尊为乐圣，还是顺风耳的原型，甚至成了算命的那些盲人们的祖师爷。

　　早在《左传》中，就记载有师旷算卦的故事：“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楚必无功！’” 他以音乐卜卦，替晋国预测战事吉凶。

　　开封人说，师旷的《阳春》、《白雪》都是在吹台完成的，还说，高扬死后，师旷才与师妹遂了婚缘。婚后的师旷偕夫人回到晋国，做了晋平公的御用琴师。

　　最初师旷与晋平公相处得还算不错，后来就不行了。依照前人的记述，师旷的直率近乎不讲策略，老是拣了人多时劝谏。因为晋平公也不是什么胸怀宽广的君主，后来就发生了“师旷抱琴撞平王”的事件。

　　师旷也实在是个倔脾气，见晋平公听不进意见，一怒之下以琴击额，死在晋宫大殿之内。其妻痛不欲生，也撞柱气绝。

　　一代音乐宗师，最后竟落得个如此凄凉的下场。 

乐圣与老崔

　　应该说，在吹台的日子，是师旷一生中最浪漫、最幸福的时期。因为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春秋之时，还没有什么“三纲五常”，想必女子们还不至于太过迂腐，至少“红酥手，黄藤酒”应该是有的。身处幸福之中的师旷，想必艺术感觉最好。《阳春》、《白雪》出现于这一时期，就是最好的证明。

　　师旷的音乐造诣究竟有多高？《淮南子·厚道》载，“师旷之聪，合八方之调”，司马迁则说他箫鼓阵阵能使“仙鹤起舞”。令人惋惜的是，《阳春》、《白雪》早已失传，我们这些今人，只能凭想像去与师旷大师沟通了。

　　师旷是开封人一个美好的谈资，虽然只是偶尔想起。

　　作为中国音乐的圣地，古吹台的来头很大，但从少得可怜的门票收入中，也可以看出它今日的尴尬境地。

　　我曾与一位开封人瞎侃：禹王台不是门庭冷落吗？那么就在吹台之上再支一个台子，架上现代化的灯光，打北京城租来大功率进口音箱，崔健也好，罗大佑也罢，或者邀来Ｆ４也行，那时候别说开封人热情，连郑州人也会驾着各款豫Ａ、沿着郑汴高速突突而来，还怕禹王台泊车位不够哩。

　　若是老崔往台上一站，一定还是那句套话：

　　“开封的姑娘们怎么样啊？”

　　台下齐吼：“凑——合——”

　　“开封还算很古老吧？”

　　台下再吼：“凑——合——”

　　如清人李绿园天上有知再续《歧路灯》中的禹王台庙会盛况，一定会老话新说地再叹：男生酒气成雾，女生尖叫如雷。此会比昔会，“亦可称气象万千”。

　　不过那时那刻，林中的那些小鸟，一定会逃之夭夭。

　　师旷自离开吹台后，就没有再回来过。此后，开封人倒是络绎不绝地常到吹台看看。司马相如、阮籍、李白、杜甫、高适、岑参、李梦阳、何景明、康有为等一代代鸿儒无不冲着师旷的盛名，凭吊而来，赋文而去。

一千二百多年前三大诗人在吹台高会

　　唐天宝三年（公元７４４年），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件值得千嚼万品的盛事：中国最浪漫的诗人李白与诗中之圣杜甫以及现实主义边塞诗杰高适在大梁（大梁是古名，唐时称汴州，即今日开封）相会。三大诗人的聚首处，恰恰就在这吹台之上。

　　《新唐书》卷２０１《杜甫传》说：杜甫“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杜甫对此也有诗描述：“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

　　过了７７２年之后，也即公元１５１６年，大明王朝的开封人突发奇想，在古吹台建了个三贤祠，以纪念唐朝三位诗人的结伴登临。事过４６年，也就是到了明嘉靖四十一年，开封人又把当朝的宗师级人物李梦阳、何景明纳入景仰之列，改名“五贤祠”。后来又加上高叔嗣，合为“六贤”，但祠名未再改动。明代大儒毕竟难敌李杜的盛名，年代一久，开封人就把三位明代大儒给忘了，三贤祠又恢复为名副其实的三贤祠，专供李杜高。

　　一千二百多年前，李白离开长安，东游大梁。当时诗人的心境一定是低沉而迷茫的，一句“可怜飞燕倚新装”不知怎么就得罪了美艳倾国的杨贵妃，落得个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下场。一路“天长水阔厌远涉”地“浮黄河”东来，诗人兼济天下的宏图大愿，随着京阙城楼的远逝，都化作了贪杯醉卧。三年前唐玄宗亲召进宫的那番恩宠，也早已是恍若隔世。

　　有史料记载说，杜甫与李白可能在洛阳即已相遇，然后二人由洛阳联袂东游，同到大梁。看来，李、杜两个人不是在大梁城不期而遇的。

　　李杜是一见如故的心神之交。直到十几年之后的唐乾元元年（公元７５８年），李白流放夜郎（贵州正安）途中遇赦返乡之时，客居甘肃天水的杜甫还做了一首《天末怀李白》，诗中有“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句，一副怅望云天、孤身愁影的思念状。

　　李杜在吹台与高适的相遇倒确实是不期，不过想必也有一牵线者从中介绍。

三贤祠飘逸出的故事最浪漫、最矫情

　　三贤祠依偎在今天大禹殿的东侧，一间房兼一小院落，房内塑有李杜高的三人泥像。今天的人们嫌此处空间狭小，不足以施展当年三贤在此对酒当歌的风采，干脆在碧霞元庙前的厢房内，又请人多塑了几组着彩泥像，什么“吹台赋诗”、“千金买壁”等等。这些泥做的李白、杜甫、高适怎么看都是廉价的货色，而这种连匠气都不足的泥像、蜡像在开封城的古迹殿宇内并非稀罕品。

　　泥像就泥像吧，好在动机是美好的，也算是可以告慰三贤了。要知道，不管换成铜像或是石像，造价都要贵上许多。

　　几组泥像所要表达的内容，都是当年三贤会聚于此的细节。但我总觉得，这些细节演义和杜撰的痕迹过重，可信度要打个折扣。我们还不如留一点诗的余味，不必拘泥于具象，让游人自由地去想像当年三贤高会的盛况。

　　三贤相会吹台之时，距西汉的汉文帝次子梁孝王刘武在吹台开辟梁园已有三四百年。登高畅饮，三贤不也犹如今天之旅游客？只不过，古人不知筑了围墙，将门把严了，开一扇小窗口，凡来此一律买票，绝不客气。

　　李白是喝醉以后写的《梁园吟》，有“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为证。访古以遣一怀愁绪，作歌以抒满腹积郁，这正是一个真实的李白。

　　李白喜酒贪杯连他自己也认。犹如襄阳民谣所说的“日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李白常常是一副烂醉如泥却也不怎么招人烦的样子。虽然听惯了李白喝酒很凶的传说，但我老是有些怀疑：李白不至于顿顿“酒肉穿肠过，诗歌心中留”吧？酒精灌多了会导致血管硬化满脸铁青死难看不说，还会让大脑迟钝记忆力一塌糊涂。我们潇洒飘逸的诗仙李白，肯定不会是这样一副尊容。

　　书上说李白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不过有郑州熟人之妻唬老公曰：“还喝还喝，李白知道吧？他是够聪明够天才了吧，可生的儿子是弱智，都是酒精害了下一代！”

　　我一直以为李白无酒也能吟得好诗。他诗中的酒气海量多是豪放风格之修辞，说醉未必真醉，喝多未必真多，心悲才是真疼。

　　今人已不大了解古人，现在的人醉了那是纯粹意义上的被灌翻，只会呕吐不会做诗，翌日人前说一句“喝高了”完事。

　　杜甫比李白小１１岁，他２４岁便开始了“裘马清狂”的漫游生活。那年在开封“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时，他３２岁。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一别后，杜甫依旧“生别常恻恻”地记挂着李白，动不动就“故人入我梦”。杜甫这小老弟替大哥李白操透了心，担了无数次忧。

　　李白虽狂傲不羁，却总是心忧国事。安史之乱时，他平乱心切，又错跟了永王受到牵连，一大把年纪了还被流放往遥远的夜郎。虽然途中遇到特赦，但长途的颠簸和郁闷的心情已经耗尽了诗人的生命力。此后没多久，李白就驾鹤西行了。

　　而杜甫的小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客居成都时住的只是个草堂，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证。在李白去世８年后，杜甫也在郁郁寡欢中离开了人世。但千秋万岁名，杜甫的身后事并不寂寞。那年，我到成都的“杜甫草堂”游览，看到好大的一个园子，气气派派，游人如织。

　　高适在吹台那次与李杜相聚时所写的《宋中》只是应景之作，他擅长抒发的应该是一如《燕歌行》中“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那种边塞沙场的悲壮与浩气。梁园的雅致只引出他“悠悠一千年，陈迹惟高台”的一叹。高杜两人当年的心境较之李白应该要好许多，诗也就赋得一般般地平庸无奇。

　　三位诗人在梁园的幸福日子拉得有多长，现在已无从考证。一说是，次年高适南游楚地而去，李白与杜甫一同去了齐州（即今日济南），结束了这次聚会。另一说是高杜给李白找了一个知书达理又无比贤惠的宗小姐为妻，并使李白从此开始了“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的幸福生活。

　　在开封，李白二次结良缘并在开封一住十年的浪漫故事流传很广。可我翻阅了一些关于李白的资料与诗作，始终找寻不到关于此事的片言只字的证据，颇有些失望。

　　悠悠三千年的禹王台，承载着两庙两祠一吹台，惟有三贤祠飘逸出的故事最浪漫、最矫情。文学中的伤春悲秋，我们大可不必跟着认真，不然一不留神也矫情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