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最配当大学校长的人出局22年

2010年06月22日 16:45来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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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道玉今何在?

  最配当大学校长的人出局22年

  当77岁的刘道玉最后一场公开演讲完毕后,学生们热烈的掌声长达半小时。所有学生都不退场,他只得穿过人群,但未料到1000多人尾随出来。他不停地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的讲座门关了,但我的家门没关,欢迎你们随时家访。”

  文/胡赳赳

  77岁的刘道玉走在武汉大学校园里,仍然西装笔挺、头发一丝不乱。与22年前相比,他的步伐迟缓了许多。他的右手在一次中风后无法写字,但这并不妨碍他迎来人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时期,著述不断:《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大学的名片》、《创造教育书系》(5册)以及大量的学术随笔,无不指向中国高等教育的痛处。

  不再是所有学生都认得他了。22年前,学生们称呼他“刘道”或“我们的刘道”。那是他主政武大的黄金岁月,1981年至1988年间,学生们在路上可以轻易地拦住他们的校长,讨论问题。而这个有着外交官风度的校长永远面目和蔼、举止优雅。学生们形容他说,仿佛不是回家吃午饭,而是去赶一个外事会议。

  他被称为那个时代的改革派,甚至是激进派。即便今天看来,也没有一个校长比他做得更好。有学生记得,在开学第一天,校长就讲:“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你们可以不听。”这些力排众议维护学生的立场,使得校长并非高高在上,而是与学生成为响遏行云的一道风景线。学生的求知欲和自我信念被点燃了,他们组成讨论会,在多学科前沿探讨问题。只要学生邀请,他一定参与讨论,这个被称为“快乐学院”的群体至今仍是刘道玉的骄傲。

  一代学人的幸运

  “大学是干什么的?大学的目的是人类最高的理想:追求真理。哈佛大学的校训大家都知道,‘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我记得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与光明’,都是讲的这个问题。这无疑是人类最高也是最美好的理想。”多年后,刘道玉对大学精神的理解仍无半点动摇,这是他实行一系列改革的出发点。

  当年石破天惊的种种革新,使武汉大学成为最令人神往的校园:学分制主辅修制使学生可以自主形成知识结构;转学制让学生可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专业;插班生制、贷学金制为学生的学习广开“方便法门”;取消政治辅导员职务,开设导师制和学术假制则使得教师队伍形成学术至上的作风。

  原为武大教师的陈加宽现在是复旦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所长,他说:“解放前的校长我最崇拜的是蔡元培和竺可桢,解放后的是匡亚明和刘道玉。”他撰文称:“刘校长的气节已经影响了一代武大人。”

  当48岁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时,刘道玉传奇人生的序幕刚刚拉开。而在此之前他的种种“功勋”,似乎都是为了他“平步青云”于这个位置做铺垫:留校任教后于1961年赴苏联留学,因中苏关系恶化回国后成为“反修战士”典型;1977年被借调到教育部任高等教育司司长;此后,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筹备会议中,他起了很大的策划和推动作用。刘常对学生讲:“你们虽然不能改变保守的教育制度,但是你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设计者和实践者,路要靠自己走。”

  在刘道玉的求学阶段,他一心想成为一名化学家、发明家,诺贝尔是他的偶像。而当他服从组织安排,成为一名大学管理者之后,他享受到另外一种乐趣:“培养出让自己尊敬的学生而骄傲。”珞珈山下、东湖水畔,刘道玉送走了8届近2万名当时的天之骄子。

  从改革者到批判者

  “不客气说,80年代任职大学校长的人当中,没有谁像我一样呼吁教育改革了,也没有谁对中国的教育理解更深刻了。”刘道玉说到激动处,声音提高了许多,双手大幅摊开,碰到了茶几上的保温杯,又被他敏捷地接住。“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现在体会到了。我现在写东西思考问题,都是从心所欲。”

  对于他1988年突遭罢免,离开武大校长一职,外界有很多说法。所有说法都集中于两个:一是他与教育部里不和,二是他与省里不和。

  “不和”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性格在作怪。在刘道玉的少年时代,老师指出他的缺点是“个性强、自负、爱表现”。但刘道玉不认为这是缺点:个性强比没有个性要好,自负比自卑和自责要好,爱表现比不表现和无所作为要好。更重要的是,在几十年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刘道玉找到了“士”这种品格。“我记得王国维1927年6月2号早上,到别人家里借了两块钱,坐人力车到了昆明湖,穷到那个地步,后来自杀了。他的墓志铭我不全记得,但是有两句话:独立其精神,自由其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和市侩学者的区别,一个真正的追求美的学者和一个追求金钱的学者的区别。”

  正是在这种品格的激励下,刘道玉未将大学校长当“官”来看,他也拒绝了去教育部当“京官”。但最后,学术逻辑还是输给了官场逻辑。他的学生们说:“我们是刘校长招进来的,但毕业证书上的校长却是另外的名字。”

  官场逻辑的胜利,使刘道玉伤透了心。他拒绝了许多所大学出任校长的邀请,原因很简单,他还必然处在体制内的领导之下。这也是他人生认识上的一个分水岭:“如果说之前我还有愚忠的、作为工具的一面的话,之后我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

  “武大的蔡元培”猝然谢幕。这位从不以权谋私的校长既不是博导,也没有任何“自留地”。在缺少科研经费,没有人援手的情况下,刘道玉写出了振聋发聩的一系列深刻剖析高校教育的文章。“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而他更是用创造之理念重新书写大学之精神。

  学生心中的大师

  武汉大学不愧是中国最美的大学校园——仙山琼楼绕上、玉树碧湖盘下。胡适当年赞道:“校址之佳,计划之大,风景之胜,均可谓全国学校所无。”至今,仍有学子自诩自己校园最美,而在参观武汉大学后噤声。

  武大有三宝:樱花、老图书馆、刘道玉。没错,武大学子从来没忘记过他们的老校长刘道玉,在樱园咖啡厅,刘道玉的著作《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被摆放在显著位置。

  如果说1981—1988年主政武大是刘道玉人生的第一个高峰,此后22年间,他在创造性教育和高校研究上,留下100多万字的著作,则是另一个高峰。

  “刘道玉”在武大学子心目中是个传奇,每次演讲,听讲者数以千计。有时校方不批最好的会堂给用,但学生们自有学生们的办法,给看门的工人送烟递酒,遂放行。

  刘道玉成为传奇,奇就奇在他始终与学生一个立场,赞成学生自治、实践唯才是举。他在书中说:“学生是学校的主体,是学校的名片,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学生成才为出发点。”

  2008年3月22日,他关闭了讲座。“鉴于身体、年龄,我不适合作大范围的讲座。”每次外出,老伴高伟都很担心,刘道玉举着手机说:“这就是老伴呼唤我的通话器。”

  当他最后一场公开演讲完毕后,学生们热烈的掌声长达半小时。所有学生都不退场,他只得穿过人群,但未料到1000多人尾随出来,他不停地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的讲座门关了,但我的家门没关,欢迎你们随时家访。”讲到这个场景,刘道玉脸上的神色豪情万丈,露出开心的笑容。

  一位听完讲座的学生在日记中说,得以近距离接触老校长,来武大几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老校长是我们心目中永远的校长,直到今天,老校长翩翩的风度,敏锐的思维,远瞻的眼光,和蔼的态度,可敬的人格,武大历史上无出其右者。”

  大学之魂是校长

  时至今日,刘道玉仍能脱口而出至少200位学生的名字,他一直想把他的优秀学生作为创造性教育的案例来进行跟踪研究,这是他下一步的工作。他对教育的洞见,不避名贤,客观公正,他评论孔子:“孔子是世界著名的思想家,他也有很多先进的教育思想,但是他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理论。”他评论蔡元培:“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教育思想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基本上都是西方的,没有形成他自己的理论体系。”

  武大毕业的主持人窦文涛在一次采访中说:“我想我们那时候要感谢校长刘道玉,开明。学分制,学生可以不上课,老师上课不点名,非常宽松。不爱读书你就去实习,考试时再回来。”这种影响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现为南方都市报视觉总监的王景春回忆说:“我经常去湖北美术学院听讲座,跨校也能算学分。”

  作家野夫忘不了自己蒙冤在武汉坐牢的情形,老校长和同学李为去看他,监狱长得知是老校长来看学生时,将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任其长谈。刘道玉当年受聂华苓搞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的影响,率先搞起了作家班,与时任作协主席王蒙培养“学者化的大作家”的理念不谋而合。“野夫是作家班的学生,我很欣赏他的道德文章。”刘道玉谈起得意门生来时,仍是满脸动情。

  刘道玉称:“大学之魂是创造。”他说:“我毕生研究创造教育,古往今来,人类的一切物质文明,无不是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他将古往今来的人才观归结为五种:工具型、知识型、全面型、智能型和创造审美型。在上世纪80年代,作家金马在自己所著的《生存智慧论》中引申和发挥了这一思想。

  最让人感动的一幕是,当刘道玉每到一处讲座时,都有当年的学生,拿着毕业证书恭恭敬敬地请他在校长一栏补签上大名。显然,官位与学位、权术与学术,在这种“待遇”上已有了分野。刘道玉,这位电影《女大学生宿舍》中大学校长“路石”的原型,“隐居”武大22年,但却从未对中国教育置身事外。

  专访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

  大学之美在哪里?

  采访整理/胡赳赳

  象牙塔是做学问的最佳境界

  《新周刊》:蔡元培先生曾提倡“美育替代宗教”,但就现今看来,大学的美育功能似乎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

  刘道玉:美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教育应该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人类的历史上,宗教在兴办学校、传播知识和陶冶人的善良的美德方面,是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没有原生的宗教,绝大多数人也不太信仰宗教。因此,蔡元培先生1917年发表一篇文章《论美育代替宗教》,是从中国情况出发,对于陶冶人们高尚情操有着巨大的作用。可是,美育在中国一直是命途多舛,蔡元培这篇号召响应者也不是很多。解放以后美学、心理学、社会学都被称为资产阶级学科,统统被取消了。美育真正在教育中得到重视,恐怕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解放思想的指导下才逐步恢复。但是,美育在中国教育的状况不是很令人满意,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果我是北大校长,首先恢复蔡元培提出的校训,不折不扣地按照他的理念办学。国外大学一个好的理念,沿袭几百年不变,我们中国不行,再好的理念也会因为制度的更迭或领导人的变更朝令夕改。中国官场上有一个恶习,就是后任否定前任,前任再好的东西也不继承,要别出心裁的提一个口号,哪怕是蹩脚的他也要提,因为这是他们的政绩啊。

  《新周刊》:“象牙塔”是精英教育的代名词,当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甚至是产业化教育转变时,“象牙塔”变成了“权力之塔”、“金钱之塔”,这也意味着大学美学趣味的迁移——由学术之美变成了权力场和名利场。

  刘道玉:公元1088年,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诞生了世界公认的最早的博洛尼亚大学,是自发产生的。那时候,某个学者发明了一个学说或新技术,于是他就到大庭广众向人们宣讲和传播。最早的教师就是这样自由演讲的大学者,最早的学生就是对演讲感兴趣的人,慢慢就演变成了大学。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从大学的起源来看西方大学的精髓,西方大学的历史近千年了,起源就是自发的,自发的就意味着它有独立权,不受政府管辖也不受教会干预。经过千年的延续,西方大学的精髓就是十个字:独立、民主、自由、质疑、批判。这是大学精神之美,这种精神又是导致发明创造之美所必不可少的。所以,有评论说:“艺术大师罗丹首先的创造家,其次才是雕塑家。”罗丹一生作品林立,在巴黎罗丹美术馆展出的300幅精品,件件都是美如冠玉之作,也是创造之美的再现。

  大学之美还表现在环境美。古代格言说,天下名山寺占尽。我觉得从选址来看呢,大学和寺庙是一个思路,就是要远离尘世,静心地修炼和专心致志地做学问。当年,我们考入武汉大学时,没有公共汽车,都是碎石路,但是进了武汉大学就觉得进入仙山了,郁郁葱葱的树木、湖光山色,琉璃瓦宇,美景片片。现在环境也不美了,已不是圣洁之地了。

  追求真理应该是大学最美好的理想和目的。我们怎么样营造追求真理的环境,就是远离功利的象牙之塔。例如,法国年仅30岁的律师费马,于1638年提出了一道数学猜想题,曾困扰了一代又一代世界数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用了7年的时间证明了这个358年未被证明的费马大定理。在1997年成功的那一刻,安德鲁该是多么的高兴,那是获得真理后最美妙的感觉。

  我必须强调,象牙塔式的精英大学与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应用型的大学,是并行不悖两种类型,各有其自己的使命。我们不需要所有的大学都进入象牙塔,也不需要每个大学都走出象牙塔,切忌一刀切。世界上那些顶尖级的精英大学,无疑是符合美的标准,是世界各国大学效仿的楷模。为了追求大学之美,我国应当建成少数几所世界一流的大学,但必须营造象牙塔的学术环境,否则就不可能出现世界公认的大师,形成世界公认的科学学派,做出旷古绝伦的发明创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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