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药物“再降价” 能否解决“看病贵”?

2009年11月03日 11:30来源: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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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药价虚高“去火”,为百姓看病买药“减负”,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近日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由国家发改委颁布的价格涉及296种药品、2349个具体的剂型规格品种、3000多家企业,与现行政府规定的零售指导价相比,有45%的药品降价,平均降幅12%左右,6%的短缺药品价格有所提高……

  如此大规模的价格调整,让人们在感受到政府解决看病贵的努力和决心的同时,也拭目以待此次调整能否取得实实在在的明显效果,能否真正解决“看病贵”问题。

  普惠全民,中低收入群体感受最明显

  记者在药物价格调整的当天和之后几天分别走访了位于南京路上的上海市第一医药商店和位于淮海路的上海药房等几家零售药店,人们普遍对基本药物价格调整持欢迎态度。

  第一医药商店处方药柜台的营业员胡玉凤说:“我们商店在第一时间就调价了,多数药品是降价,虽然没有出现顾客踊跃争购、销量大增的现象,但是大家都认为这是件好事。”

  按照《国家基本药物的零售指导价格表》,位于徐家汇繁华地区的上海汇丰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天寿堂国药号将店内的132个品种做了价格调整,中成药品涵盖清热解毒、呼吸道、补益类等,西药品种涵盖抗生素、心脑血管、胃肠道、呼吸道之类等,如板蓝根每盒从15.50元降低到10.08元,清开灵从19.10元跌至15.10元,阿司匹林从6元跌至2.90元等。上海汇丰大药房有限公司经理助理张晨池告诉记者:“有些药品的降幅达到了六成以上。”

  位于淮海路上的徐汇区中心医院每天要开出约1500张处方。医院药剂科负责人毛士龙副主任药师告诉记者:“看病买药已经成为不少家庭固定的消费支出,不管经济条件好坏,吃药都是‘硬杠子’。对于上海多数医保参保人员,可能感受到的变化不是那么大,一张处方个人自付只少几角或几元钱。但是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没有医保、药费全部要自付的群体,常见病、慢性病多发、医药费总额可观的老年群体来说,可以感到比较明显的优惠。”

  有降有升,避免药品“降价死”

  记者了解到,在乐观和欢迎的基调上,也有不少群众对推行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的实际效果持谨慎态度。“我国大大小小的药品降价已经许多次了,可是大家普遍感觉药价还是贵。”在一家国际知名药品销售企业公共事务部任职的张贝丝表示,追逐利润是药企的“天性”,特别是我国国内数千家药品生产销售企业的竞争空前激烈,生存的压力迫使他们对利润的追求更加迫切。“关键是要通过科学定价和监管,确保药品生产销售企业利润在百姓可承受的合理区间。”张贝丝认为。

  “我国药物的销售渠道‘大头’在各级各类医院,部分医院医生出于利益驱动,在没有特殊需要的情况下,会避开‘基本药物’,向病人推荐新药、贵药,引导百姓选择回扣率高的药品。”一位业内人士称:“在上海等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城市,百姓看病吃药的‘标准’‘要求’相对较高,价格杠杆的作用也相对有限。因此,老百姓感受到的基本药物调价优惠和实际效果可能被削弱。”

  更多人担心,此次药品价格调整会重演过去常见的药品“中标死”“降价后销声匿迹”“新瓶卖旧酒”等尴尬现象。特别是一些经典廉价药,由于利润少了,药房停止进货、医院停开药单,药厂停止生产,药品在市场上消失。然而没过多久,这些药物改名换成新药,价格却比原来高出很多。“我们医院就遇到过由于中标价格过低,中标的药品生产厂家逐渐中止了生产,医院又不能采购未中标的同类产品,这类药品最终无奈消失的现象。”毛士龙说。

  上海市益丰大药房总经理王湘岳则建议:“国家应该在基本药物价格指导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完善药品‘优质优价、科学定价’的机制,保证质量好的药品能够在市场中盈利,满足百姓不同层次的医药消费需求。”

  标本兼治,保障百姓基本用药

  “解决‘看病贵’并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执行基本药物零售指导价格,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完善的机制,让医药提供方积极提供基本药物,引导百姓乐于使用基本药物。”上海市政府医改顾问、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梁鸿教授表示,国家基本药物安全可靠、经济有效,是经过严格筛选的药物,能够满足百姓基本的治疗用药需求,普通患者不应该去盲目追求所谓的新特药、进口药、名牌药。“在推行基本药物制度的同时,国家还应该从加大财政投入力度,改善医疗机构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医疗设施,完善医疗保险制度等方面来下工夫。”

  “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关键不在于单纯的药价虚高,而在于医疗成本由谁承担,在国家财政投入不足以保证医院正常运营的情况下,医院迫于无奈不得不以卖药‘维生’,药品收入成为医院收入的重要来源。在公立医院投入和运营机制尚未根本变革的情况下,药物降价产生不了真正的效果,花钱买单的百姓最终无法真正享受到降价的实惠,因此,单纯的价格调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看病贵’顽疾。”社会学家、上海大学顾骏教授表示,“政府应该从提高对医疗健康领域的投入入手,着重保证百姓的基本治疗和用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鲍勇教授指出,要规范医疗机构从业人员的职业行为,防止医院在药品利润减少的情况下,通过其他途径例如提高诊疗费等手段增加收益。“只有进一步加强对全民医疗保障的投入,增强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改变公立医疗机构的趋利性,国家颁布基本药物目录和实施指导价格的举措才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百姓才可能真正告别‘看病贵’。”③43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责任编辑: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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