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八条新政协调“民告官”

2010年04月01日 09:03来源:河南日报·视点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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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樊 霞  李 力

  日前,郑州市成立了涉诉行政争议协调委员会,旨在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机关、行政审判机关的沟通协调,化解“民告官”行政争议。最高法院有关领导对此表示肯定。协调措施能否化解“官民”矛盾?是否会导致“官官相护”?措施推出之际,人们高度关注。

  8条新规出台

  郑州市关于“民告官”涉诉行政案件不断推出新措施。2010年开春,即曝出消息,郑州市宣布行政首长必须到庭应诉。

  实际上这只是郑州市推出系列新规中的一项。名为“郑州市涉诉行政争议协调委员会”的专门机构已于早些时候成立,推出8条新规并开始运行,以期更积极有效协调“民告官”案件。这意味着法院对类似官司今后更多的是进行协调,而不是硬性判决。

  “民告官行政案件最后判决结果落实,还是要依靠行政执行机关去解决问题。”3月19日上午,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王银生解释说。这样一来,不如先在老百姓和行政机关之间搭上一座桥,由郑州市涉诉行政争议协调委员会做调解人,进行三方沟通,最终顺利迅速地解决问题,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实现依法行政与行政审判的良好互动。

  “这样的结果,才是民告官应该达到的目的。”王银生说。实际上,此目的也正是郑州市涉诉行政争议协调委员会成立的宗旨。

  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2009年底,该协调委员会正式成立。会员单位由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市中级法院)、郑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以及有关市政府所属局、委等行政机关组成。

  经市中级法院提议,郑州市涉诉行政争议协调委员会(以下简称协调委员会)推出了8条工作机制:建立统计数据信息共享互动机制;涉诉行政争议协调化解机制;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机制;行政首长出庭应诉推进机制;行政机关败诉原因分析、通报机制;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定期交流、互提建议机制;司法建议落实、抄送反馈机制;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联合调研机制。

  “按照新规定,郑州市两级法院在审理‘民告官’涉诉行政案件时,全程进行协调;在案件开庭审理时,行政首长必须按要求出庭应诉;年终,协调委员会还将出炉‘白皮书’,通报各市直行政部门行政案件立案率以及败诉率,分析案件原因,以期警示。”涉诉行政争议协调委员会秘书长、市中级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李广湖说。

  这8条机制的推出,得到了有关领导的肯定。最高法院江必新副院长对此表示:“郑州中院八项机制很具有操作性。”

  新规运行受热捧

  新规受到会员单位的积极回应和认同。3月19日下午,郑州市协调委员会和登封市规划局联手召开协调会。而早在2010年1月,郑州市房管局就率先和郑州市中级法院召开了联席会。

  “我们这个联席会既是对自己上年的工作总结,也是和法院相互沟通,请法院给我们提建议,指出工作漏洞,进而改进工作的一个协调会。”郑州市房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郑州市房管局去年被老百姓告上法庭的行政案件达100多件。郑州市房管局是涉诉行政案件比较多的局、委之一。

  “我们觉得协调处理很有好处。”郑州市房管局房屋登记交易中心主任助理徐金州说,“法院可以针对我们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指出我们还有哪些差距,同时征求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效果不错。”

  之前,郑州市房管局尽管80%的涉诉行政案件胜诉,但因为房子问题千差万别,又牵涉千家万户的利益,总会有新的问题而不断当上被告。

  在联席会上,法院建议房管局在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时要审也要查,即对有争议的房产、涉及人数比较多的房产进行登记颁证时,在书面审查的基础上,必要时也要到现场勘察。在应诉中,要侧重于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房管局也对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提出了建议,对于“确认违法”的行政判决,在实践中如何执行,遇到了不少困惑,建议法院在采取这种方式结案时要审慎。

  不仅仅是政府机关,老百姓也大都认可这样的调解方式。

  赵正军,郑州市出名的“民告官专业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一年,他告政府部门信息不公开的胜诉率将近60%,名声大噪。但这位告状“达人”却对郑州中院的涉诉行政案件协调称赞不已。

  令赵正军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某商场购买电器后,认为电器说明存在欺诈,于是将上述违法行为向工商机关投诉请求依法处罚未果。后于2009年3月19

  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被法院驳回后,赵某向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诉讼中,案件承办法官周建强、张启多次到工商机关,对赵正军、商场三方进行多次协调,最终商家退还货款并给予相应赔偿后,赵正军撤回上诉。

  像赵正军这样经调解撤诉的行政案件,去年已成功多起。据统计,2009年郑州市两级法院涉诉行政案件共有800余件,比上年减少了200多件。其中,行政案件协调处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会否导致“官官相护”

  事实上,行政和解在推出之初颇具争议。因为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

  “行政诉讼法这样规定的主要依据是‘公权不可处分’的理论。”王银生说,“然而,在审判实践中,行政调解更能促进争议解决,一方面可以最大程度地维护好老百姓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又能极大地维护政府公权力的权威性。”

  就法院而言,行政诉讼协调相对于判决结案,增加了很大工作量,“但法官们愿意做这件事。”

  有人质疑,本来老百姓相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就是弱势,新规出台是否引发“官官相护”?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依然是以法律为准绳。”王银生说。

  而郑州市房管局有关负责人更是指出,和郑州中院的协调会,是该局年终对全年涉诉行政案件的总结,是案件审理之后的沟通和反省。“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使自己的行政行为更为规范,剖析案件发生的过程和原因。”

  有关法律界专家认为,协调委员会弥补了有些行政案件单纯依据法律手段难以化解的缺憾,不仅有利于妥善化解大量的行政争议,而且对有效预防行政争议,促进依法行政与行政审判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法院来说,加大行政案件协调进而撤诉,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协调行政案件中,一些现象值得深思。比如法院最后出具的“协调意见书”,倘若事后行政机关拒不执行,这类“民告官”案件将如何继续审理,尚需进一步探索解决方案。

  更应指出的是,行政诉讼案件,一边是老百姓,一边是公权力机关,力量对比鲜明,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将考验每个行政法官。

责任编辑: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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