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捐助的接力与纠纷

  • 2007年08月21日 08:42
  • 来源:大河网-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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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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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的眼睛尚未治愈,却把5000元钱转给了幼儿园的孩子们。

  核心提示

  最近,发生在平顶山市的一个“5000元钱演绎爱心接力”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生活困难的马荣母女收到了5000元捐款,一年后还款不成,在和捐助者商量后,将这笔钱转捐给了一位患有眼疾的19岁女孩,但这个女孩认为还有比自己更需要这笔钱的人,她又把钱捐给了一家幼儿园……

  在我们为这个爱心传递的过程而感动的同时,有关民间募捐屡遭尴尬的事情也在不断出现,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来,郭小娟“携款出走”事件与北大退学研究生“骗善”风波接连进入公众视野,捐与受捐双方的“良性互动”似乎走到了低谷。

  强烈的反差使得人们不得不再次思索:民间捐赠的健康延续是否只能依靠“良心”?法律该如何介入民间捐赠规则?如何才能把捐赠培育成一种可持续的社会行为,而不是“一锤子”买卖?  □记者朱金中文图

  难关5000元钱雪中送炭

  8月17日,细雨绵绵,给初秋的鹰城平顶山带来了几分凉意。

  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平煤集团一矿工会生活保障部办公室时,李明洁部长正在翻看桌上的“平煤集团2007金秋爱心助学活动统计表”。谈起一年前捐出的5000元钱,李明洁淡淡地说:“事情应该说很偶然。”

  2004年秋天,李明洁在生活保障部开始忙碌一件延续至今的事——对单位困难职工子女的情况进行调查,开展对困难学生的救助活动。一次走访时,李明洁了解到马荣一家的困难。“当时她的丈夫已经得了癌症,但她没对任何人说过。”李明洁告诉记者,马荣是一矿的退休职工,丈夫在上海治病,家里为此欠下了十几万元的债务,女儿史海珍当时在中国音乐学院上学,学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或许有的人觉得有了困难说出去没啥,愿意接受别人的捐助,但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想让别人把我当弱者看。”马荣说。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马荣默默承受着来自多方面的打击:一年的时间里,家里先后有4位老人去世;女儿上学时,家里只有500元钱;2006年2月,马荣的丈夫病重,在上海去世……

  办理完丈夫的后事,马荣随女儿到了北京。人生地不熟,囊中羞涩,马荣拨通了李明洁的电话,但在电话里,要强的马荣并没有怎么提及自己的困难。

  “她肯定是遇到了迈不过去的坎儿了,不然,依她的性格是不会在北京给我打长途电话的。”李明洁至今对一年前的那个电话记忆犹新。随后,李明洁让北京的同学代自己去看望马荣母女,并送去了5000元钱。“我再三跟她说,这是我私人捐助的钱,但她还是不愿意收,后来说这钱算是借的,她才好歹收下。”

  “那是俺母女俩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马荣至今仍然十分感激。她说,这5000元钱不但解了她们的燃眉之急,也让她们母女感受到了温暖,重新点燃了生活的希望,从丧失亲人的悲痛中走了出来。

  一年时间转眼过去,李明洁并没有怎么惦记这笔钱,但今年7月,马荣却拿着5000元钱找上门来。马荣说:“女儿已经完成了学业,尽管家里还欠着别人的钱,但最难过的关已经过去了,我想把钱还了。”

  但李明洁无论如何也不肯收这5000元钱。

  接力爱心款转赠幼儿园

  “最开始我就说过,这笔钱是我私人捐的,不用还。”李明洁说,当时马荣还背着沉重的债务,生活并不轻松。

  一个坚持要还,一个死活不收,二人僵持不下,最终达成的一致意见是:把这笔钱捐给其他更需要救助的人。

  但谁更需要救助呢?掌握着单位困难职工及家属情况的李明洁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人:杨华。

  8月17日上午,记者沿着泥泞的山路来到了一矿家属区山顶上杨华的家。这是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平房,中间用柜子和布帘隔开,一侧摆着两张床,19岁的杨华一家四口就住在这里。杨华的父亲从一矿提前退休后在城里开出租车,母亲平时打零工,17岁的弟弟在市区打工,除去开销,家里一个月只有六七百元的收入。屋子里值钱的东西除了一台老式电视机外,就是一架破旧的脚踏风琴。

  “她生下来就眼角膜营养不良,看啥东西只能看个轮廓,我们带着她跑了不少医院,也没能治好。”杨华的母亲胡春丽说,由于看不清黑板和书本上的字,杨华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

  辍学后,眼睛不好的杨华只能听电视里的声音,播放音乐的时候,还爱跟着哼上几句。看着女儿这么喜爱音乐,5年前,父母咬了咬牙,给她买了架脚踏风琴。杨华琴练得很刻苦,没多久,她就学会了弹奏理查德的几首钢琴曲。

  2007年8月1日,马荣带着这5000元钱赶到了杨华家。

  “我从没有摸过这么多钱!”马荣送来厚厚的一沓百元大钞,杨华足足摸了有两分钟。“这钱我自己可以支配了吗?”杨华不敢相信地问眼前陌生的阿姨。“当然可以,因为它也是别人捐给我的,你现在看病需要钱,这笔钱应该捐给需要它的人。”马荣说。

  马荣走了,但这笔钱杨华并没有用来治病。

  杨华家附近有一所幼儿园,矿上不少职工的孩子就在这里上学。由于教室里没有电扇,夏天孩子们上课时经常汗流浃背。

  8月2日,杨华来到幼儿园,将钱交给这里的负责人李巧云。她说,用这些钱给教室里买些电扇,孩子们就不会受罪了。“我是需要钱,但现在还用不上,就让这钱去帮助别人吧!”杨华说,即使有了这笔钱,但还是做不成手术,因为医院不可能很快就有供她使用的眼角膜。

  8月17日,幼儿园的孩子们没来上课,屋里新装的电扇没有开,但记者还是能感受到这场爱心接力带来的丝丝暖意。

  反差捐款使用纠纷不断

  接受一笔捐款,对一般人来说是可以不归还的,但马荣执意归还。“每个人做人的底线不一样,这笔钱总归不是我的,更重要的是,当时最难的坎儿我已经过去了,这笔钱应该用在更需要帮助的人身上。”马荣说,不然的话,自己心里总感觉有压力。

  如果说马荣送出5000元爱心款缘于自己的性格和“良心”,那么,杨华的转送体现的更多的是她对孩子们的爱心。幼儿园里有台钢琴,杨华经常去给孩子们弹钢琴,每一次,孩子们都听得非常认真。“那个时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杨华说。

  5000元钱历时一年三度易手,终成一段爱心接力的佳话。这个故事无疑是让人感动的,让这种爱心接力得以延续下去的是捐款者的爱心和受捐者的良心。如果离开了爱心和良心的支持,这种民间募捐凸显出来的尴尬有时也颇让人无奈。

  不久前发生的“受助者携款回家”事件至今余波未消(详见本报8月13日A13版):今年5月,身患脑瘤的山西女孩郭小娟得到了奥一网网友筹得的15万元善款,组织方和郭曾达成口头协议,治疗剩下的钱郭要转捐给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但今年7月,郭小娟在北京做手术成功后,带着剩下的10万元善款回了山西老家,后来甚至发生了筹款发起人赶到山西下跪乞求还款的事情。

  而在8月15日,《新京报》以《北大退学研究生身陷‘骗善’风波》为题,报道了发生在重庆万州的“骗善”迷局:4年前,重庆万州贫寒学子段霖夏考取研究生,为筹学费在街头当“棒棒”的经历被媒体报道后,获得数万元捐款得以就学北大。但段霖夏在北大度过两个学期后退学,把善款用作了创业的启动资金。近日,当年的资助人李富华获知段已退学并失去联系,感觉“爱心被骗”,向当地法院递交诉状,要求段霖夏偿还4年来的善款4万余元。

  事实上,近年来民间慈善捐助屡屡陷入尴尬的境地:一些受捐助者对于捐款的使用、流向等与捐助者的理解出现分歧,造成有关民间捐助的负面新闻不断。一位曾在网络上参与过多次捐助的网友告诉记者:“一人有难而获得万人支援,靠的就是众人的良心和爱心,如果受捐助者反而不凭良心办事,出了问题又缺乏法律约束和有效监管,很伤我们这些捐助者的心。”

  在郭小娟事件中,慈善捐款的监管漏洞最终使捐款的开户人身份证、银行卡和密码都由郭小娟自己掌握。“这是历次募捐行动中都没出现过的事,这属于违规。”对于为什么多人监管财务的惯例没有得到落实,当事网友“南山飞狐”解释说:“我们都是网友,没有权命令谁,大家都是凭着良心和道德约束自己。”

  8月17日,奥一网副总编辑“八分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目前他们已经公布了《郭小娟“骗捐”事件调查报告》,“如果下一步郭小娟还没有具体正面回应,我们会起诉她,让她退还其余的善款”。

  一人有难八方支援的事情弄到如此地步,是“八分斋”等人所没有预料到的,也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民间捐助如何走出尴尬的困境,民间捐赠规则该如何健全,法律法规该如何介入,成为事件带给人们的思考。

  尴尬民间组织不具募捐资格

  由于我国目前的民间捐助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何把捐助培育成一种可持续的社会行为,而不是“一锤子”买卖,社会各界都在努力探索着民间捐赠的实施规则。

  几年前,郑州社会各界为救助白血病女童孔格格,对捐款管理和使用进行了公证,负责组织捐款的街道办事处和孔格格的监护人还签订了捐款使用协议:捐款用于白血病患儿的医务治疗;患儿监护人凭医院交费通知单到办事处支取捐款;双方不得将此款挪为他用,确保专款专用;救治患儿后如有余款,由办事处负责捐给慈善机构或救治其他患儿;目前,国内一些网站在发动网友捐款时,就明确财务监管责任人,对捐款的使用和流向进行调查,并定期公布账目。

  一些法律专家坦言,目前国内的民间捐赠规则还不完善,除了依靠当事人的诚信之外,还要有国家力量的扶助和监督,法律便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但我国目前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只适用于“公益性社会团体”接受捐赠的行为,而民间捐赠和社会捐赠并不属于《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调整范围。

  “八分斋”告诉记者,自从2005年他担任“深圳热线”网站“爱心特区”论坛的版主后,就开始做慈善捐助。但是,目前民间的“慈善组织”都不具备募捐的主体资格,其募捐行为也没有合法渠道。“爱心特区”在每次募捐行动之前,都会向深圳市民政局提交申请,但都未获批准。“八分斋”说,仅去年有一次上街募捐,因为中央电视台要来拍摄,才获得了民政局的书面批文。在对郭小娟进行募捐时,之所以只有承诺转捐余款的口头协定而没有书面协议,“是因为‘爱心特区’并没有签协议的法律资格,即使签了,也没有法律效力”。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王名认为,一个可能的做法是,这类未获批准的民间组织,可寻求与合法的公益组织合作,比如深圳的慈善会和狮子会等,捐款可进入这些公益组织的账户,并扣除一定的管理费,一旦有法律问题,可以由这些公益组织来起诉。但是“八分斋”表示,善款是用来救急的,交托合法的公益组织管理程序繁杂,“每一次用钱都要审批签字,而且还要交纳8%左右的管理费,另外也难保不会出现问题”。

  呼唤捐赠规则待法律规范

  “由于《公益事业捐赠法》没有覆盖社会捐赠和民间捐赠领域,实践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在法律层面无法解决,如款项处置或余款流向不明等,这些问题亟须立法解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讲师、法学博士杨俊峰说,从立法思路来说,一种办法是制定社会捐助法,对社会捐赠和民间捐赠予以规范,第二种办法是修改现行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增加有关社会捐赠和民间捐赠的内容。

  早在去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张学东就呼吁制定一部完整的社会募捐法。“制定社会募捐法,明确规定社会募捐的申报登记制度,建立起监督制约机制,规范劝募人、捐赠人、受赠人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张学东认为,社会募捐法至少应对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予以明确规定:一是明确界定社会募捐的性质,严格区分公益募捐和非公益募捐;二是明确界定劝募人、捐赠人、受赠人的权利和义务;三是明确规定捐赠财产的使用和管理;四是对企业的捐赠,应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让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五是对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性质、用途的,挪用、侵占或者贪污捐赠款物的,或在捐赠活动中违法犯罪的,要明确法律责任。

  河南德英杰律师事务所的刘明伟律师也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捐赠现象越来越多,如何确保民间捐赠规范化,仅仅靠道德力量的维持是不够的,还需要法律予以切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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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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