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中伤余秋雨的六种形式

2009年06月24日 08:52来源:大河网宋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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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往今来,历代凡是名气大的文化名人,都会遭遇这样的情况,就是“木秀于林,风欲摧之”,当一个人的才华、学识、影响力、潇洒气质、官位、财富,高于当世的同侪,那就势必会遭到无数小人的嫉恨与恶意中伤。

  所以我认为,一旦一个举世瞩目的文化人,受到小人的围啄攻击,恰是这个文人自身文化份量的体现。庄子当年行走于山中,见伐木的樵夫不伐无用之木,所谓无用之木,就是那些枝干弯曲,不可打造木器家具之类的树木,庄子觉得此事诧异,后来顿悟,原来“此木以不材”才得以在山林里长久生长下去,不被樵夫伐作木料。

  纵观人世,也莫不如此,有才华者,正如葱葱郁郁之良树,每个人都嫉妒你的参天和繁盛,嫉妒你的无限生机和挺拔,每个人都想把这“树”伐去,让你的参天不再遮蔽住他们卑弱的身躯。无才之人,则好比枯干之老树,断无砍毁的价值,它们没有苍翠的树叶,惹不起世人的兴趣,大家也就不去“砍伐”他了,这就是我上篇文章里说到的,众多评论家不去关切评论乡间无闻农民的道理。评论家们逮谁名气大就评谁、骂谁,因为这样能同时滋生自己的价值,就是自己也跟着被骂者成名。

  不知我们是否关注和思考过一个问题,当代很多小说家,一旦小说出版,要靠众多评论者“众星拱月”似地撰写评论,来扩大小说的影响力,并帮其在小说史上定位,也就是说,很多小说家依赖于评论者的评价,甚至依赖于被学界痛骂一顿,才可以成名。

  而余秋雨先生的作品及其影响,恰恰和小说家们相反。他的作品,首先不靠任何评论家的评论而存在,评论家还没来得及对作品作出反应时,《文化苦旅》就已在华人世界风靡了。反而倒是很多造谣中伤者,在恶意抨击余先生的作品,围啄余先生本人之后,成就了自己各种各样的名声,很多人靠骂余秋雨,赢得了自己的饭碗。

  造谣中伤余秋雨先生者在这20年来,无非有以下六种形式:

  一:首先中伤谩骂者是一些自诩的“评论家”。他们写评论,在80年代写了很多东西,评了很多人,都没出名,在炮轰余秋雨后,到为他们赚足了眼球,一举走红评论界。他们到未必真对余秋雨有意见,心里大多非常敬佩,但又掩盖不住内心的嫉妒,而要摆出一副大批判的姿态。比如某位曾去国外游学的先生,在攻击余秋雨先生前,名不见经传,一恶意诽谤中伤,到让大家伙记住了他的名字。这些人还不承认是靠中伤、污蔑余秋雨而成的名,好比恶毒之狼,即使吃了牛奶,还得把牛给吃了,绝无半点惭愧与自醒之意。

  狼,注定是吃别人而壮大自己。

  二:其次是来自一些成天咬文嚼字的“学者”的攻击。他们总是以为自己好像掌握了学术真理,掌握了学术的审判权,其实只是以此来欺瞒蒙蔽广大不知情的读者。学术这样的事,其实一般的读者可能接触得比较少,读过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的都明白,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甚至理科比如理论物理学界,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充满了争论。再比如文科,我们以前南大一位女教授很勤奋,教我们时也很谦谨,写了本学术书,哪知道,书刚出来,就被复旦的教授大肆攻击谩骂,这让她难过不已,甚至劝我们不要再去搞学术了,争来争取没意思。当然,复旦的教授也有被北大攻击的例子,北大的也有被南大批判的例子,学院派之间,就这样互相攻伐,总是以为自己掌握的才是绝对真理,总是以为“他人就是地狱”。我曾举过例,比如李商隐的《锦瑟》诗,你说他是悼亡还是自怜诗还是什么诗,历代学者与诗话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再比如,现在郭沫若考证李白是西域碎叶人,也就是吉尔吉斯斯坦人,首先郭的这个考证仍旧被学界怀疑着,说不定哪天就被推翻了;而另外一个怀疑也依旧存在,就是李白是5岁之后从西域回到四川的,还是压根就是出生在四川的四川人,这些在学术界仍旧在讨论,且各执一词,哪方也没法证明对方是绝对错的,自己是正确的。学术里这些模棱两可的东西处处存在,每处细究起来,都是学术陷阱,那么你要写文化散文涉及到这些细节时时候,你总要有个选择吧,不能因为有陷阱而不走路,因噎废食吧。好了,你选择任何一观点,都会让所谓的“咬嚼派”有机可乘,来以学术之名攻击散文作者。这到真是以火车的交通规则,去规范飞机的天马行空风驰电掣。

  可最后一看,原来这些以学术硬伤之名攻击余秋雨先生的人,恰正是当年寄过刊物,被婉言谢绝而怀恨在心的人,于是自尊心作祟操起长矛,指向余秋雨。这样一个编辑的私人目性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比如,他也曾求过我所认识的一位报社高层领导,刊发中伤余秋雨先生的文章,被我那位忘年朋友断然拒绝,回他的话是:人不能太过份,做人要厚道!

  确实如此,一个一天到晚什么事也不做、求爹爹告奶奶,发自己批判文章,去搞到一个著名学者的人,首先不说他厚道不厚道,他的人格,也不会高尚到哪里去,旁观者看得更清楚。有那么多精力折腾自己折腾别人,自己不能写点作品么?他们,实在是写不出,但又不甘别人走红而自己落寞。

  其实,他们拉起学术小旗,纠缠于无定论的学术细节是假,眼红于余秋雨先生凭借文化散文,在海内外形成巨大的文化影响力,才是真!

  三:一些影响力不够的小评论家,抱团出书,这是他们诽谤中伤余秋雨的另一种形式。并且,他们似乎以为,集体抱团出书,就是有了“集束炸弹”,可以合力对余秋雨先生进行攻击。在当代文坛,有待遇被评论者出书抱团攻击的文化学者,我看也只有余秋雨先生一人了。正如只有渺小的蚂蚁,才需要几百只、上千只合力去撕咬对方,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到未免不是值得骄傲的事。而且,我们也知道,出书批人,表面是举批判之大旗,实质有两个目的,一是让乌合之众的评论家集体亮相、迅速成名;二是让出版此书的出版商,在借助余秋雨的名气后,大量再版,赚取钱财。

  众多小评论者,靠谩骂余秋雨而得其虚名,很开心;出版方,见骂人之书卖的还可以,赚了不少钱,也很开心。这就是那群批评者,以批判之名,谋求各自,或名声或金钱利益的真实企图。

  事实上,余秋雨先生是宽厚的,他多年来只说是一些盗版商人,来攻击他,谋求出版利益。旁观者清,这对他们,已然是一种宽赦,素不知,很多正规的地方出版社,出不到余秋雨写的书后,即使出一些骂余秋雨的书也成,都能从中分吃到余秋雨的名声,赚取卖书带来的高额利润。

  我也接触了天南地北不少的出版社了,出版商都清楚,也不要掩饰,能出版余秋雨的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们社编辑的奖金,到年终又会大幅增加了。

  四:某位杂志编辑和华中某大学的教授,这两位,几乎是最无聊可笑和神经质的造谣者,也是最锲而不舍、“西西弗斯”式的造谣者。先说某杂志编辑,且不说这个编辑是零时的,还是早被开除了的,这我们都不管,就说他的动机。在七八年前,萧夏林就以造谣中伤余秋雨为主业。所谓主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天啥事也不做,给全国各地的媒体报纸打电话,说自己掌握了什么什么材料,余秋雨如何如何不好,然后求人家报纸,千万要把自己的观点给发表了,最好能依靠这些媒体把余秋雨给整垮了,自己就开心了。

  人家余秋雨先生到是在这段时间,考察了中东文明和欧洲文明,实实在在地写书,创作、创造,做了许多建设性的、有目共睹的文化贡献。而这个造谣编辑,也确实没浪费宝贵的时间,随时随地蹦来蹦去地咬人。照理说,北京的法院也该偏袒一下北京的萧夏林,哪知中国法律讲的就是实证,讲的是实实在在的证据,萧夏林拿不出,只能输了官司,遗笑编辑界。而且,萧夏林这人,连淡泊名利百岁高龄的杨绛先生也不放过,将之痛骂;金庸王蒙也被他无辜谩骂,这里面,也许唯独余秋雨先生待遇最高,连续被他纠缠了两次。可见,余秋雨先生在萧夏林的心中,恰恰是最有份量、最难“搞倒”的,不惜出刀再出刀,到最后,发现自己的卑鄙之刀都钝了。邪不压正,想想上帝也是有眼睛的,萧夏林这样的人,整天起床,睁开眼爬起床,牙不刷脸不洗,第一件事,就是想着怎样才能把文坛一流人物如杨绛、余秋雨、王蒙、金庸等人搞下去,这样的卑鄙之人,怎么能够“压正”呢?而光明磊落、健全心态的正常人,哪会吃饭了撑着,二十四小时三百六十五天,每时每秒都寻思着去搞倒别人呢?

  至于华中某理科大学的教授,就特别搞笑了。开始还虔诚地写信给余秋雨先生,信里份外谦虚,说余教授,能否把自己的学术书,给推荐出版了。当时的出版体制不像现在这么宽松和发达,即使余秋雨先生推荐一下,出版社也要考虑到自己的成本和作者文稿的学术、商业等多方面价值。好了,余秋雨先生当时忙于教学和学术研究,没及时给这位华中的先生推荐,他生气了。于是开始倒戈,开始了他造谣中伤余秋雨的孤独生涯,而且此人絮絮叨叨,在火车卧铺上,在各地学者的研讨聚会上,逢人都讲自己中伤诽谤余秋雨的“重大成果”,大有祥林嫂不放过任何倾吐机会一样。学界文化人都认为他有点神经质,大家都烦他。这一点,我开始也不信,一个教授会“祥林嫂”到这种程度?后来,我问到了一些和他曾有过交往的人,以及接受过他投稿的人,都这么说,这人絮叨,而且确实有偏执狂的倾向。

  所以,这两位攻击余秋雨先生的人,在我看来,也就是爬树的蜗牛,借助别人的枝干往上爬罢了。正如北宋时攻击、谗害文化名人苏轼的李定,在历史上终究是一副小人嘴脸。

  麻雀,即使偶然乘上了雄鹰的翅膀,飞上了万里高空,也早晚要掉回那本属于麻雀们的,低海拔的飞行空间!

  五:还有就是更世俗、更宽泛意义上的造谣和中伤,皆是纯粹的眼红和不服气。比如他们也读过一些书,可能也是中文系毕业的,但文学根底不深,他们就见不得余秋雨先生的潇洒、见不得先生与媒体打交道。虽然他们知道戏剧学院本身就是和媒体打交道、培养媒体人的学校。他们认为学者就一定要啃馒头,头悬梁,锥刺股,伴着黄卷青灯的。素不知,儒家精神,本身就要求闻达者,要肩负起自己的责任,积极入世、济世的!

  所以说,男人一旦嫉妒起来,就最可怕了。我们很少看到什么女读者来中伤余秋雨先生,她们几乎都非常喜欢余秋雨先生的文笔和他潇洒的人生。我为什么说男人的嫉妒是最可怕的呢,也许女人的嫉妒,最厉害的也不过揪揪头发,扇扇耳光,也就完事,很少有武则天或者吕雉的祸乱后宫与天下。可男人一旦嫉妒,就不一样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诬陷、中伤、谗害、挤兑、倾轧,凡是能想得出来的招数,男人们都可以用出来。所以,历代的战争大多是男人发起的,即使和女人有关,也是因为嫉妒而冲冠一怒为红颜,红颜自己到无所谓。更幽默的例子,就是提炼放射性元素的技术是居里夫人掌握的,但放射性元素和提炼的技术,一旦到了男人手里,就变成了发动战争的原子武器——核弹。男人一旦发狠了、嫉妒了、下定决心了,可真是张牙舞爪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我这里再开个玩笑,这个地球,到最后,要是被人类毁灭了,肯定是被男人毁灭的,而不会是女人。

  六:还有的便是反精英意识在作祟。就是说,凡是达到文化、演艺界一线的人物,特别是像余秋雨先生这样,有盛名而无大权的文化人物,恰恰是某些在生活中不顺意之人的发泄对象。再比如我的另一位朋友和老师白烨先生,也遭遇过这样的情况。这个,就应该从网络暴力产生的心理学动机里去分析了。我举个例子,网络上很多都是这样,凡是遇到一件有争议的事,就希望这事能搞大,闹大。自己留言时也去踹几脚,骂几声,留下自己的一点声音,发泄一下,然后隔岸“添”火,那边火越大越好,反正不会烧过河,烧到自己,大看热闹。自己在生活里的不尽如人意,或者也许是刚被老板炒鱿鱼,刚和女朋友分手,刚被父母骂了一通,刚去买衣服和营业员吵了一架,等等所带来的恶劣情绪,都会影响他们“围观”网络事件的情绪。网络,某种意义上已发展成为人们各种焦灼情绪的发泄场所了,而非理性的网络暴力也由此而生。并且我们知道,人本身,与生俱来就是具有排他性的,特别是遇到比自己优秀许多的人物。网络也就成了一种西方比较流行的、砸东西的“发泄室”。

  在暗处的造谣中伤者,远不止这六种情况,还有很多类型,但大致应该是这些,这六类人,几乎有着一致的目的,或为成名或为得利,而且几乎全是文学圈内的自己人,相反理工类的学者,却非常推崇余先生的文章。

  而且,我们也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文科学人都能有机会,像余秋雨先生一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能践行“儒者,万里负笈以寻其师”之古训的,即使有这些机会,也未必有余先生独步当代散文界的文采与学问。余秋雨先生他以散文形式,来行遍四极,来品咂梳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脉络,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呐喊。他用感性的线条和韵致,揉碎僵硬的学术和沉淀了的文化,让万千读者,一下子就投入到中国文化最有魅力的空间与部位里去。余先生这种万水千山只等闲、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云彩般的潇洒姿态,就让很多人、特别是男人嫉妒不已了。

  因此,造谣中伤者自然也就层出不穷、不乏其人。这,实在是自先生《文化苦旅》出版20年以来,一直未断的现象,也许正如晚清那部书名所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真乃是当代文化、文学界的一大怪现象也!当然,这也许是余秋雨先生,作为当代一个顶尖文人,所必须承受的遭遇,一个人能受到中伤者如此常年的“礼遇”,我想他恰恰是成功了,而这种例子,每个朝代的文坛,几乎都可以找到。

  现在,对于这样围啄中伤的现象,我觉得到可以用宋代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里的一句话,来告诉广大秋雨散文爱好者和先生。就是,当再次遇到这些嫉妒、造谣、中伤的匆匆“过客”时,应该这样想: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也正如当年寒山问拾得一样,寒山说世间的人谤我、欺我、辱我,我该怎么办呢。拾得很洒脱,他说,你只管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不要理他、待个几年你再看他。

  是啊,很多人,很多事,在你眨眼之间,他们就已如流水烟云般过去了。

  这,就是时间的力量。

责任编辑:吴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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