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报纸老去

2009年08月10日 08:53来源:大河网宋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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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过去,中国在改变。在此过程中,报纸从未缺席,尽管有时作为正面角色,有时作为反面角色,但都如镜子般映射出时代特质。而报纸本身,也因为中国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同步、即时,从不滞后。因此也可以说,60年的报纸变迁,就是60年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一个导言。

  蔡元培说,“新闻者,史之流裔也”。如此,且让我们进入中国报纸的六十年小史。

  《申报》消亡,《大公报》重整

  1949年,鼎革之初,中国报业“除旧迎新”。旧报当中,《申报》、《大公报》可算两面旗帜。前者是旧中国历史最长的一份报纸,于1949年5月停刊,享年77岁。后者是鼎革之前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有天津、上海、重庆、香港四家分馆。

  1949年初,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香港接到新华社通稿,说天津大公报发表社论,自我谴责做了国民党几十年帮凶。香港同仁看了目瞪口呆,王芸生赶到夏衍处请示登不登,夏衍沉吟许久,说一字不改,照登。大公报的整顿全面展开,天津大公报1949年1月改组为《进步日报》,后与沪版大公报合并,仍名《大公报》,主要报道财经新闻,文革中停刊;重庆大公报1952年8月终刊,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办《重庆日报》;香港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继续出版,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报纸(中资背景)的阵营。

  红色报业新落成

  白色名报之花既已凋残,红色报业体系的落成也就顺理成章。1950年春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调查统计,建国初期,全国有公私营报纸253种,每期总发行250万份。其中,党中央的《人民日报》、总工会的《工人日报》、民盟的《光明日报》、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影响最大,堪称红色报业四大家。至“三大改造”结束时,全国已无一份私营报纸,均为公营。

  建国初期,红色报业新落成,办报人员的素质尚待提高,常出一些有趣的差错:1951年4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应协助政府,对亲友进行反革命活动”,在“反革命活动”前,漏了“镇压”两字;1951年4月16日《浙江日报》:“怎样在农村开展援美援朝运动”,不用想了,“援美”是“抗美”的别字。出了上述差错事件,但并没有政治惩罚,也从侧面反映了1957年前中国的政治氛围,相对较为宽松。

  “双百方针”下的自由讨论

  1956年上半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报纸开始活跃起来,为鸣放提供了平台。譬如1957年人民日报改版,方向之一就是“开展自由讨论”。费孝通的名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就发表于该报的笔谈专栏。《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也成为大鸣大放的重镇。知识分子们从各个角度向党和政府建言献策,尖锐大胆,饱含情感。传统报纸外,民间的大字报也兴起,帮助党整风。

  好景不长,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标志着对“右派分子”开始反击。稍后,人民日报又发表系列编辑部文章,批判《文汇报》、《光明日报》等的“资产阶级方向”问题。随后,包括《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在内的许多报人被划为右派,包括费孝通在内的许多曾于报刊发表鸣放言论的知识分子也遭受迫害。于是,这次鸣放以报纸亮出开放姿态为始,以各界噤若寒蝉为终。

  “大跃进”年代,新闻变成玄幻小说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当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乘风破浪》,提出要用15年的时间,超英赶美,从此掀开报界“放卫星”的序幕。在1958-1960年间,“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达到500斤”、“罗城县36小时产铁26万吨”这样的新闻充斥报端。此期的报纸,刊登的不是新闻,是玄幻小说。

  1961年,根据中央精神,人民日报刊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标志着对此前跃进浮夸之风的拨乱反正。与此同时,报业也迎来了一些新鲜的变化。一个变化是晚报的兴起,晚报多由机关报改成,主要是为了应对纸张危机。不过,其内容相对注重生活化、趣味性,与硬邦邦的“日报口味”,略有不同。另一个变化是副刊的兴起。人民日报1961年1月进行改版,新增了周日副刊,各地方报纸也跟着效仿。

  副刊、杂文偶露锋芒

  最值得纪念的,是邓拓自1961年起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专栏,后汇成《燕山夜话》出版。这可说是建国后杂文的第一次猛抬头,作者学识渊博,文笔流畅,娓娓道来,如淌清泉。以今日之眼光看,邓拓只是讲了些常识,或说了些并不激烈的真话,但在那个年代,确实起到不小的启蒙作用,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此外,1962年人民日报副刊开设的杂文专栏《长短录》,宗旨是“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由吴晗、夏衍、唐弢、廖沫沙、孟超等人撰稿,针砭时弊,纵横古今。

  1960年代早期副刊的兴起,是报界在政治允许范围内小心翼翼的空间拓展,也是对老百姓“真话需求”的一种回馈。但是,此阶段副刊的水平与影响,不能过高估计。如曾彦修所言,其时杂文队伍已极度缩小,“全国加起来恐怕也不过2、30人, 而且大多是1957年幸存下来并仍在做一定领导工作的‘消息灵通’人士”,这些人能通过种种渠道打听某种“精神”,然后才王顾左右而言它地写几句。因此,这阶段的副刊杂文,虽偶露锋芒,但更多的是中庸、含混,甚至伪饰之作。思想并不能纵情驰骋,真话也并不能倾情讲述。

  文革狂潮,“两报一刊”沦为斗争工具

  众所周知,文革的导火索乃是1965年11月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篇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首先公开号召文革的,则是1966年4月《解放军报》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文革十年,虽然“九大”、“十大”前后的新闻路线方针有些不同,但总体来说,中国的报纸彻底沦为斗争的宣传工具,最权威的莫过于“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一些关键词均由这“两报一刊”放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保皇派、批林批孔、批投降派、反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

  文革中,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报被冲击,被夺权的现象相当普遍。大量报纸被改为革委会的机关报,另一些则被打压甚至停止出版,因为它们是“放毒、造谣的旧报纸”。与此同时,全国山河一片红,全国报纸也一个样,所谓“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梁效是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当时重要社论多出其手)。文革十年,举国欲狂。报纸还在,但其灵魂已经死了;报人则连“在”都很难了。今日中国新闻界的最高奖项是“范长江奖”,冠名此奖的报人范长江,就莫名其妙地在文革“畏罪自杀”。

  报纸的商品化:晚报复兴,发行变革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报业进入全新时期。第一个表现,是晚报的复苏。1979年11月,《南昌晚报》率先复刊。两个月后,昆明《春城晚报》创刊。这是文革后创刊的第一份晚报,在业界有“报春燕”之称。其后,《北京晚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等老牌晚报先后复刊。截至1982年底,全国已有晚报19家,超出“文革”前的规模。(这个数字 1999年将升至146家!) 新兴的晚报多为4开,又叫“小报”,比起传统“大报”(党报)而言,更关注社会、文化、娱乐新闻,不那么生硬,而较柔软。

  报业的发行在1980年代也得到突破。此前的报纸发行全靠邮局,现在逐渐有了零售的报刊点,乃至流动小贩。这一发行创革对报纸的繁荣极为重要,有了发行的保证,报纸商品化才成为可能。不过,在1980年代,报纸商品化并非主流。在这个理想主义蔚为主流的年代,“报人办报”才是最强音。

  报人办报,回归新闻本位

  “报人办报”之所以成为可能,又起自于《光明日报》1978年5月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文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并由新华社转发通稿,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开出证明书,也揭开了壮丽多姿的1980年代的序幕。

  “这雨后的青山,如洗过的良心”。报纸的脸上开始有了血色,渐渐从宣传本位回归到新闻本位。甚至党报都迎来辉煌。曾任职《人民日报》多年的祝华新,2006年起开始撰写系列博文《人民日报,叫声同志太沉重》。他回忆,1978年到1980年代中期,《人民日报》每篇重磅文章的背后都有一系列复杂的博弈,“在这些博弈中,作为党报的《人民日报》所表现出的勇气与智慧,无愧于中国第一大报的称号”。1980年代的《人民日报》,发行量创历史地达到600万份。

  两个标杆:《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

  在此阶段,尤其是整个1980年代,中国迎来短暂的文艺复兴,中国报纸的字里行间也透着浓厚的理想主义气息,“想说,会说,敢说,虽然未必能说”,差堪形容此阶段报纸的风骨与境况。其中的两个标杆是《中国青年报》与《南方周末》。前者被视作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后者则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模范。

  在1980年代,发行高达300万份的《中国青年报》最有分量的作品是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红黑绿三色报道”。这组报道从歌颂救火政府、赞美救火英雄的老模式中摆脱出来,直面灾难,深入揭露大火背后的官僚主义和造成火灾的深层原因,创造了全景式报道的范例,成为新闻干预实际政治生活的一个样本。这组报道,也可视为1980年代新新闻主义在中国大陆兴起之后的代表作。所谓新新闻主义,是指利用实地采访和理性思维获取对某一事件的内部观点,再利用近似于小说的技巧,将所报道对象全景再现。在此种思潮的影响下,报告文学和新闻特写在1980年代大行其道,也成为1990年代崛起的深度报道(譬如1995年起中青报创设的冰点专刊)的先声。

  而1980年代的《南方周末》,尚未成熟,也没有1995年以后那么勇猛精进,但其创始人左方的办报思路清晰而犀利。他有四条策略:1、“有可以不讲的真话,但不讲假话”。2、“新闻主攻、副刊主守”。3、先做瓶后酿酒。瓶是新闻形式、酒是新闻自由。4、办报最高境界是从容。这四条在1980年代的南周身上未能全部体现,但却是1990年代后期、21世纪初期南周辉煌的重要基石之一。

  都市报风靡全国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此同时,中国报业也悄然酝酿变局。破格的第一步由蜀人先行。1994年底,中国第一家都市报,《华西都市报》在成都问世,东家是四川日报。创办者席文举将该报定位于“市民生活报”,并称:“市场需要不需要,读者喜欢不喜欢,是衡量我们办报的标准和试金石。”

  《华西都市报》一举成功,都市报旋即风靡全国。在广州,《南方日报》创办了《南方都市报》;在福州,《福建日报》创办了《海峡都市报》;在石家庄,《河北日报》创办了《燕赵都市报》;在武汉,《湖北日报》创办了《楚天都市报》……到2005年,全国的都市类报纸达到287种,平均期印数4852.3万份。

  都市报的崛起,意味着中国报纸走向商品化,也真正开始重视读者的需求。此前多年,读者在办报者心中常是隐身人,办报者考虑最多的是“党”,或者“天下”,很少有“人”。因此,都市报的崛起,也可说是报纸的“人的回归”。都市报的崛起,加速了中国报业产业化进程,以都市报的资金输血为主要支撑,各省市的报业集团陆续落成,而“传媒上市”、“传媒经营多元化”、“传媒重组”等也成为热议话题。

  报纸的危机

  但在“都市化”的过程中,除了少数媒体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华商报》外,更多的报纸渐渐失去了作为公器的媒体责任。不觉中,严肃的、深度的新闻绝尘而去,只剩下猎奇的社会新闻、八卦的娱乐新闻、快餐化的消息新闻。报纸本应该是社会的麦田守望者,现在却成了大剧院的表演者,或麻木不仁的旁观者。报纸本应该像雨水和阳光一样促成绿色的诞生,现在却让人的心脏变成冰箱。

  对“都市报”来说,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那就是近年弥漫全球的“报纸将死”的恶咒。2008年12月以来,美国的四家报业巨头,论坛报业公司、明尼阿波利斯明星报公司、新闻纪事报公司和费城报业公司,相继申请破产保保护。业界认为,这只是已经来临的报灾的一个开始。目前,中国的所有的报业集团都是公营性质,报纸的生死并不全由市场说了算。我知道一份累计亏损好几千万,且已铁定没有盈利希望的都市类报纸,因复杂的非经济考虑的博弈,至今仍没有关闭。没有破产机制,决不意味着中国的报纸是不死的传奇,反而将其推向更危险的境地。有研究者认为,三年之内,中国将消失的报纸,不会少于100家。

  不过,在我看来,与网络相比,报纸也有独特财富,那就是60年积累下来的报人风骨。无论时局如何令人窒息,大写的报人,总要想法设法发出坚如金石的声音。“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60年来,无数报人用实际行动诠释着邓拓的诗句。若说报纸还有一线生机,凭的就是“报人风骨”四字。

  60年,中国报业兜兜转转,中国报人浮浮沉沉,中国读者来来去去。60年,报纸见证了中国社会的几乎所有变迁,参与了中国政治的几乎所有变革。60年,报纸为一代又一代人提供了数量最为巨大的,真实或虚妄、犀利或妩媚、悲悯或冷酷的新闻、观点与知识。

  60年过去,中国报业和整个国家一样,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若认同,“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历史是新闻的定稿”(董桥语),那么我们这个专题,就是“历史的初稿”的“初稿”——是新闻的史学初稿,也是历史的新闻初稿。至于定稿,只能留给未来了。

责任编辑:吴志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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