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清华大学毕业时也曾遭遇就业难

2009年07月11日 14:53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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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很多大学毕业生在目前就业形势面前举手无措,忧愁犯难。其实就业难并不始自今日。75年前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季羡林也曾面临就业难的窘况。季羡林曾经著文详细回忆自己的那段经历。他是怎么解决这一难题的呢?他是先就业,然后寻找新的机会。这种做法对当今即将毕业的学子或许可以起到参考作用。

  留学无望,饭碗难抢

  1934年夏,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德文专修科毕业,成绩是4年全优。但横亘在23岁的天之骄子面前的是两大难题:其一,季羡林大学毕业之时,在济南黄河河务局当小职员的叔父正好失业,一家人生活没了着落,家庭经济实际上已经破了产,贫窘之状可想而知了。其二,当时大学毕业生就业并不容易,尤其是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受歧视,找工作就更难。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季羡林就经常忧虑毕业之后的去处。

  出路有没有呢?当然有,那就是找靠山和出国。

  季羡林出生于济南的小户人家,没有什么大官的社会关系。他也没有像他的清华同学那样,去找南京国民政府的要员们。他吹拍乏术,只有等待命运的安排。

  季羡林当然也想出国留学,但以他的家境,私费留学根本没有可能,而官费留学,更是不可能,因为当时只选理工科学生,社会科学受到歧视,出国留学希望甚微,只得四处奔走去找工作。但找工作又碰了钉子,他陷于极端痛苦之中。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有拿到手,如何向家人交代呢?季羡林形容自己的心情:总而言之,我大学一毕业,立刻就倒了霉,留学无望,饭碗难抢;临渊羡鱼,有网难结;穷途痛苦,无地自容。

  正在无路可走之时,一个意外的机会来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也就是季羡林高中三年级的母校)的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请季羡林回母校教国文。这对季羡林来说,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了甘露,使他绝处逢生。原来,季羡林在大学期间写的散文,有一些发表在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在全国已有了点名气。在母校老师们的眼中,凭这几篇散文就足以把他当成作家。而当时的逻辑很简单,既然是作家,自然能教国文。可季羡林心里直打鼓,要教国文,就要把学的莎士比亚、歌德,换成屈原、李白和杜甫,一时间换得过来吗?既然饭碗还没有拿到手,也就只有横下一条心了:你敢请我,我就敢去!

  初为人师,如履薄冰

  到济南高中教书,季羡林考虑最多的就是“面子”问题,因为当时中学生颇有“架”教师的风气。所谓“架”,就是把不称职的老师赶走。自己会不会也被“架”?但为了饭碗,也只好让面子退居二线了。他当时的想法是:我反正是瘸子掉在井里,捞起来也是坐。

  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是当时全山东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师资队伍实力雄厚,工资待遇也很高。国文教师的待遇更是优渥,每个月可以挣到160块大洋,是大学助教的一倍。当时大学教授的薪金是320块大洋。

  原来只是以为由于几篇散文出了名才被邀去济南高中教国文的,但进了学校之后,才知道个中原因并不是这么简单。

  从其他教师的谈话中,季羡林才了解到,原来是校长宋还吾想把本校的毕业生组织起来,好在“对敌斗争”中助他一臂之力。

  当时山东中学界抢夺饭碗的搏斗是异常激烈的。常常是一换校长,一大批教员也就被撤换。每个校长身边都有一个行政班子,教务长、总务长、训育主任、会计等等,一应俱全,好像是一个内阁。外围还有一个教员队伍。这些人都是与校长共进退的。这时的山东中学界有两大派系:北大派与师大派,两者勾心斗角,争夺地盘。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之下,季羡林进了济南高中的大门。他深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所以进校时,心虚是在所难免的。他如履薄冰地走上了济南高中的讲台,拿起了国文课的教鞭。

  仓皇之际,柳暗花明

  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刚从西洋文学系毕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来说,教国文怎么会应对自如呢?

  幸好,季羡林在这段时间里,还继续写散文。有一篇寄给郑振铎先生,他当时在上海主编《文学》,立即刊登了。而且郑先生还写信来,说他正在编一套丛书,要把季羡林的散文编成一个集子,在丛书里出版。只是时间太紧,集子没有编成。此外,他还在一家大报上主编一个文学副刊,可以为学生刊登一点好文章。这样一来,季羡林自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且对学生极有吸引力,再加上他年龄与学生相仿,没有什么架子,不摆“师道尊严”,把学生当成自己的伙伴,因此,与学生的关系相处得很好。

  春夏之际,正是中学教员最紧张的时候。在教员休息室里,经常听到一些窃窃私语:“拿到了没有?”不用说拿到什么,大家都了解,这指的是下学期的聘书。有的神色自若,微笑不答。这都是有办法的人,与校长关系密切,或者属于校长的基本队伍。只要校长在,他们决不会丢掉饭碗。有的就神色仓皇,举止失措。这样的人没有靠山,饭碗掌握在别人手里,注定是一年一紧张。

  夏天的济南高中,景色更美了。但上中学时便有“诗人”之称的季羡林,这时却一点诗意都没有,优美的园景不再引起他的注意。他的耳边,似乎只有一个声音:“拿到了没有?”

  突然,一个意外的消息从母校清华大学传来: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同德国洽谈,促成清华大学与德国的大学建立了交换留学生制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一份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本人负担,食宿费相互由对方负担。

  德国留学生在中国每月30块大洋,中国留学生在德国每月120马克,条件对双方来说都不理想。

  在德国,120马克也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而官费德国留学生每月有800马克,那就比较富足了。季羡林抓住了这次机会,虽然只有120马克,但是毕竟实现了自己的出国梦。

责任编辑:娄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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